1950年1月18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后并与之建交的国家。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作为越南的大后方，全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胡志明曾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诗句来赞美中越友好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两国关系出现困难。主要问题是越南出兵占领柬埔寨，导致地区形势紧张，也使中越关系降到低谷。到80年代中期，越南意识到柬埔寨问题带来的沉重负担，于1985年3月第一次表示要从柬埔寨撤军。1986年12月阮文灵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更着手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谋求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改善对华关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提出了稳定南疆的构想。此时中越关系虽处于不正常状态，但彼此都在考虑采取某种松动的举措。

　　斡　旋

　　1988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半，越南外交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请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谈两国关系问题，希望李世淳大使告能否按时应约。照理说，大使去驻在国外交部是极为平常的事，但由于中越关系恶化后，中国大使馆同越方各个部门几乎没有往来。所以越方突然来电话，使馆自然十分谨慎，不敢轻易表态，遂立即向国内作了请示报告。当晚，国内便答复说，李世淳可往见丁儒廉，主要听对方说些什么，可允报告国内，并顺乎自然地了解越方意图，但当场不必作什么表态。

　　15日上午，李世淳准时到达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阮基石外长给钱其琛外长的一封信，要求中方同意阮基石在1989年3月前去北京，同钱其琛举行会晤。信中说：“我们认为，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让我们相互合作，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 “本着这种精神，我随时愿意在您认为合适的最早时间前往北京，同您举行秘密或公开会晤。”丁儒廉还补充说，过去阮基石曾两次要求去北京，中方都说钱其琛工作忙，越方可以理解。现在越方希望钱其琛能在3 个多月的时间内抽出时间会见阮基石。越方真诚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顺应当前世界总的发展趋势。

　　国内对阮基石的信件和丁儒廉的谈话做了认真研究，认为越南在柬埔寨问题的立场已出现新的松动，可以同越方就中越关系问题尤其是柬埔寨问题进行接触。但鉴于两国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在当时两国关系的状况下，时机尚不成熟。遂于12月23日答复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请李世淳约告丁儒廉：中方认为实现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为此建议越方在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早日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方还建议不公开发表阮基石的信，双方接触磋商事也不公开发消息。

　　12月24日上午，李世淳往见丁儒廉，将中方的上述意见告诉了越方。由于此前中方曾两次未接受同阮基石会晤，故越方对中方这次如何答复心中无底。李世淳的答复虽未提阮基石前往北京一事，但同意越方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实际上立场已有所松动，这不免出乎丁儒廉的意料。

　　丁儒廉两次表示“非常感谢”。他说，越方非常欢迎中方对阮基石的信迅速做出答复，欢迎中方在答复中表现出的诚意。要增进越中双方的进一步相互了解，必须尽早举行两国间的内部会晤。中方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去北京，为两国外长会晤做准备，这是一个好的步骤，也是十分必要的。他还说，越方同意中方意见，目前两国间的接触和磋商均秘密进行，不公开。

　　12月27日，越南驻华大使阮明芳约见刘述卿副外长时说，他已接到国内通报，知道丁儒廉会见李世淳的事，越方正在为两国副外长磋商做认真准备。现奉命了解两个问题：一是中方对会晤的时间有何意见；二是中方对会晤的内容有何考虑。

　　刘述卿说，关于会晤的时间， 越方可以先提个初步意见，中方再考虑。中方认为1989年1月上旬或中旬都可以。关于会晤内容，中方知道越方最关心的问题是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中方认为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后才能谈及两国关系正常化。刘述卿强调说，这次磋商中，两国副外长将围绕如何尽早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讨论，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可在以后讨论。

　　12月31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伯炬通报中国大使馆二秘胡乾文：丁儒廉一行拟于1989年1月16日（星期一）或18日（星期三）乘中国民航班机从曼谷飞往北京。由于当时两国间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均已中断，丁儒廉一行只能绕道前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