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檀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关于农村集市的研究，自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迄今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①ａ］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各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笔者以诸多教益与启迪，也引起笔者的思考和探索的兴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做一综合考察分析，并对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农村集市的发展概况

　　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唐宋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坊市制度废弛，草市、墟集贸易日渐活跃。宋代已有不少墟市征收商税，还有一些草市、墟集更因交通便利、贸易繁盛，逐渐发展为镇市。

　　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番禺、顺德等十余州县统计，永乐年间共有墟市33个，嘉靖时增至95个，万历时更发展到176个。［②ａ］福建顺昌县弘治年间只有墟市4处，嘉靖时增至8处；建宁县更从原来的一个增至9个。［③ａ］在华北地区，州城、县城集市多是在明初设立的；乡村集市中则有相当一分部分是在明代中叶成化—正德年间兴建的，嘉靖—万历年间其数量更迅速增长。［④ａ］到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各主要省区大体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请参见表1表2）。

　　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明中叶以降发展起来的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如山东濮州，明代后期已有集市30余处，经明清末初兵燹水患，有2／3以上的集市“市椽无存，故址付之蔓草”，或“仅存一二颓椽败瓦”；有幸保存下来的几个集市也是“无南北聚物，市肆不过豆米麦及牲畜，较之昔已径庭也”。河南淇县明代“旧有集场九处”，清初“仅存北关一处，其余俱废”。［①ｂ］再如，广东灵山县明代中叶有墟市24个，“殆遭明季之乱……废墟者九，存者仅十有五”。顺治末年，清政府为防范台湾郑成功反清势力，在东南沿海实行迁海，又使很多港口墟市遭到破坏。如潮州府澄海县因迁海展界，原有12个墟市“废六存六”，几个重要港口墟市西港埠、东港埠、溪东埠等均因迁海而致“溪港湮塞”。高州府吴川县的77个墟市中有16个因迁海而废。［②ｂ］

　　从康熙中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战事已毕，社会经济复苏，集市也随之逐渐恢复，有些地区还有新的发展。如广东遂溪县两家滩墟，位于遂溪、石城两县交界，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墟市，“迁海以来，商多陆行”，该墟遂废，康熙24年海禁开放之后，逐渐恢复［③ｂ］。乾隆八年编纂的山东《宁阳县志》记载，该县明代有集市十余处，“明季群盗蜂起，在乡（集市）皆废，国朝顺治四年哀鸿甫定，乡集从白马庙起以渐而复，今则市廛密如也”。［④ｂ］又如河南裕州之北关、兴隆镇、大酒店、券桥店等集均系康熙29年、30年知州潘云桂“招徕流寓”恢复或新设的；其后康熙45年莅任的知州董学礼设立了十二里河、表家店等集；雍正年间赴任的知州金理、宋名立等又先后增设了柏树冈、维摩寺、四里店、白草坟、五龙庙等数集［⑤ｂ］。不过，康雍年间也有相当部分地区尚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山东十府中就有六个府的集市此时尚未恢复到明代的平均水平［⑥ｂ］。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⑦ｂ］，使集市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七八十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农村集市的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已涉及四川、江浙、安徽、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区（笔者所见的论著见附录）。这些研究大多检索了大量方志，对明清时期各省农村集市的数量进行了统计。这里，我们将这些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制成表1。其中，江浙皖三省因方志记载大多只列市镇，不记集市，故而是市镇数字，其余各省均为集市数。

　　表2是依据表1数据所作的各省区每州县集市平均数。该表可见，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集市也在迅速发展。

　　表3是依据表2中各州县集市平均数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的估计。在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我们有其中七个的集市数字，如果再加上河南、湖广、广东等布政司，全国主要省区合计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比清初的数字稍低些。清代中叶，仅表中所列的11个省区集市合计已有18000余个，若再加上河南、山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数字，［①ｃ］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25000个，清末当会超过三万。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②ｃ］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的多。各省区之间集市密度相当接近，这或许可看作清代集市发展的某种整体性吧。

　　进一步的分析可看到，人口、耕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影响集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定数量的人口与耕地是维持一个集市最基本的条件。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保证这一需求的第一要素。但小农还必须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才能使他的各项需求从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比较表4中平原区与山区两部分，平原人口密度多在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而山区人口密度多在100以下，山区集市密度普遍低于平原区，人口稀少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水源条件的差异，南北方耕作制度亦有不同。华北平原为旱作区，农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部分地区两年三熟；而长江以南各省均为稻作区，大多一年两熟，条件好的还可一年三熟；故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南北方也相差较大，北方旱作物区大致在3—4亩，而南方只需1—2亩。当然土质、水源条件不同、商品化程度不同，同样数量的土地其实际收益仍会相差很多。这些因素都会对市场需求量造成影响。下面，我们来看各省区的差异（请参见表4）。

　　河北、山东二省平原各府人口密度、耕地条件相差不多，其集市密度也大致相同；而位于丘陵山区的各府人口密度约为平原区的一半，土质、水源条件亦差，其集市密度较低也就是自然的了。

　　四川各府中，成都府人口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公里500余人，需求总量较大；重庆府人口密度虽不甚高，但人均耕地最多，土地可提供的剩余产品较多，这两府集市密度较他府为高；位于山区的龙安府人口密度仅数十人，人均耕地又不足一亩，人口需求和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均属有限，故集市密度大大低于其他各府；至于保宁府人口密度虽低，但人均耕地较高，其集市密度与平原区的潼州府不相上下。

　　江西各府中以临江府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为最高，其集市密度也高于其他各府；赣州、南安二府虽位于山区，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也低于其他诸府，但集市密度并不太低，这大概是由于这两府位于大庾岭商路，自乾隆22年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江浙闽诸省的丝、茶等货均需经江西翻越大庾岭入广东出口，而进口货物也需由广东翻越大庚岭入江西再转销各地，商品转运及流动人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条商路沿线南安、赣州等府市场的发展。

　　广东各府中以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府人口密度最高，集市密度也是最高的，每100平方公里墟市密度为3．5个，平均每集交易半径只有3公里，这一密度不仅在广东，即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而粤北山区的嘉应州人口稀少，耕地条件也差，平均20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墟市；南雄州人口虽少，但耕地条件尚佳，而且位于大庾岭商道的广东一侧，其集市密度虽大大低于广州府，但与相邻的江西赣州、南安二府大体相同。

　　江南的苏州、松江二府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人口密度最高，为平原区一般密度的2—3倍，耕地条件亦佳，但这里的集市密度并不是最高的。不过，这二府的数字是市镇密度，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集市的增长并非无限的，当它达到某一合理的购物距离之后，主要发展方向即可能转向另一个方面。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

　　明清时期，在集市数量增长的同时，集市开市频率也呈增长趋势。如福建邵武县和平墟、朱坊墟，明代每月仅开市一次，到清代中叶都已增为每旬两集，即每月开市六次；永定县溪口墟，乾隆时每旬一集，道光时增至每旬两集。［①ｄ］山东金乡县康熙年间共有乡集19处，其中每旬开市两次的9集，开市四次的9集，另有1集每旬只开市1次，总计每月开市57次；乾隆年间该县乡集增至23处，并全部改为“十日四集”，总计每月共开市92次。［②ｄ］

　　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③ｄ］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④ｄ］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⑤ｄ］四川的场市也以每旬三次者为多，乾嘉年间在川西平原的郫县、新繁一带已出现了每旬开市四次、五次的场市。［⑥ｄ］福建的墟期则以“每旬两次为主要代表形式”，仅在闽南沿海的部分州县每旬三次的墟期才较为多见。［⑦ｄ］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如上引金乡县的例子；在运河沿线亦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⑧ｄ］

　　以上考察我们看到，清代全国大多数省区的集市都以每旬开市两次、三次最为普遍。每旬开市两次者，其集期组合多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搭配。如乾隆年间山东平原县共有乡集29处，其中以一六日为集期者3集，二七日为集期者4集，三八日为集期者9集，四九日为集期者9集，五十日为集期者4集。［①ｅ］每旬开市三次者，其集期组合以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最为常见。如广东增城县共有墟市36处，其中以一四七日为墟期者有庙潭、二龙、白石等8墟；以二五八日为墟期者有县城东街、小埔、仙村等12墟；以三六九日为墟期者有证果、高滩、冈见等8墟；此外，还有少数墟市系以三六十日、三五八十日为墟期。［②ｅ］

　　这种集期的交叉搭配，不仅将一旬之内的集期均匀相隔，而且为相邻集市之间集期的交叉编排提供了可能。各州县集市中，相邻的若干集市开市日期往往相互错开，互不重叠。如乾隆年间湖南永绥厅筹建茶洞、花园等处集场时，茶洞“议以逢五逢十”，花园“议以逢一逢六”，以便和附近的“隆团、尖岩、永城等处场期按期接联，循环贸易”。［③ｅ］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直隶称之为“插花集”，广西叫“交叉墟”，四川叫“转转场”。在上面的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每县每日总会有一两个、三五个或者更多的集市开市，也就是说各县居民在一年中的几乎任何一天都可在该县范围内赴集贸易，商人也可充分利用各集交错开设之便，穿梭往还于各墟集之间。而相邻集期的交叉编排更使得这种时间选择与就近贸易能够互相兼顾。显而易见，这种集期按排方式完全是以方便交易为目的的，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开市间隔较大之不便，从而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为买卖双方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时、空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