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令福
【摘要】本文分阶段论述了明清山东省种植业的发展与分布特征并考证了清末山东棉花亩产、总产及其商品率。基本结论如下：一、在政府扶持下，明初期棉花引种山东省并得以迅速推广；分布上的广泛均衡性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体现。二、明中叶以后，山东省棉花种植在北方率先走向专业商品化，逐渐形成了鲁西北与鲁西南两大商品棉产区；后来由于供销地理的变化，鲁西南产区衰落下去，而鲁北平原却发展成为重要的棉产区。三、清末山东引种推广了美国长绒棉，全省植棉260万亩，平均亩产籽棉65斤，总产籽棉169万斤，其中长距离贩售率为40%。
【关键词】明清时代；山东省；商品棉产区
棉花在明代初年引种山东，而且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强制与奖励政策。明中期以后，由于赋役折银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省逐渐形成了鲁西北与鲁西南的商品棉产区，清代中期鲁西南产区衰落下去，而鲁北平原却发展成为重要的棉产区。探讨明清山东棉花的发展与主要产区的演变，分析其原因，对今天山东棉花生产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明前期的迅速发展与普及
朱元璋在平定北方的洪武元年(1368年)下令，凡农民田五至十亩者，栽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不植棉，使出棉布一匹，有司亲临督劝，不如令者罚[1] 。山东省栽培棉花似始乎此，因目前仍没有发现元代山东省引种棉花的确切记载。
明初朱元璋的植棉政策，含有强制成份，已如上述；同时，还包括一些奖励的措施。当
时规定种植棉花的土地每亩征收四两棉花，其地单称棉花地，其税称地亩花绒或地亩净花。兖州府总共棉花地59377亩，征收花绒17064斤，平均每亩4.6两，多出的部分作耗花，应该说与上述规定基本一致[2] 。所收花绒乃是皮棉，乾隆皇帝所著《御题棉花图·轧核之图》解释说“有核曰子花，核去曰瓤花，瓤之精者曰净花……子花三得瓤花一”。一般年景每亩棉花的收获量为籽棉六七十斤，今以平均亩产65斤计[3] ,可轧成皮棉21斤，每亩交纳四两仅为产量的1/84，这个税率与种粮纳税率相比是极低的，含有大力奖励棉植的性质[4] 。而且洪武二十七年又令，此后“益种棉花，率豁其税”[5] ，对新扩种棉地全免其税。
扩种棉花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衣被之需，还可用来代纳税粮。洪武九年，因政府赏赐军士及官吏所需要棉花与布匹数量很大，准天下郡县税粮以棉花与布代输。有明一代北方蒙
元残余势力未清，明庭派大批军队驻守，每岁赏赐军士的布花数额巨大，据吴晗先生估计，洪武朝每年所需棉布至少一百多万匹，棉花四五十万斤[6] 。同时在边疆与少数民族互市中也要一定量的棉花来换取马匹。这些布花多由北方各省征收，如辽东诸卫士卒十万余人，“衣裳则令山东州县发运布钞棉花”[7] 。辽东饷额基本如下，“旧例取给山东税棉折布三十二万匹，本色钞一百八十万锭，花绒一十三万二千斤，由海运自登州新河海口运至旅顺口，再由辽河直抵开原”[8] 。山东全省总共才征地亩花绒五万余斤，无法需足上述需求，因此多把税粮折成棉花或布。这种折征布花的方法，在明代已形成制度，山东省夏税小麦与秋粮粟米除存留外有近1/3征收折色布花，转运京库或边库以供军需[9] 。莱州府折征辽东秋衣布花，成化十四年议定折银征收，每粮一石收银四钱，净花一斤收银二钱，按此兑价，每四斤净花可折粟米一石[10] 。当时种棉一亩可获净花21斤，粮食亩产不过净米一石，故每亩棉花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种五亩粮食。植棉经济效率极高，有利可图，刺激了农民扩种的积极性。可以认为，大量地用布花代输税粮是促使山东省棉花种植在明代初期迅速普及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初棉花引种山东省后得到迅速发展，明中期产额很大，除满足当地人民需要外，还有大量的输出，主要以赋税的形式提供给国家。全省每年向国家提供地亩花绒52448斤，主要运纳京库；而税粮折征的布花数量巨大，弘治十五年此项起运总数计棉布296418匹，棉花13.9万斤[11] 。据隆庆《兖州府志·田赋》记载，其府实在折布93383匹，如其折布比例与其地亩花绒占全省的比例相同，则全省折征布匹数应为28.7万匹。此数与弘治十五年数接近，足证弘治十五年的起运数不是临时性的，大致可看作山东税粮折征布花的通常数额。不过，实际折征的数量有时也许大得很多，如洪武二十九年“北平都司布六十万匹，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所征给之”，一年起运棉布115万匹，棉花54万斤，相当于河南、山西此年起运的2倍[12] 。万历《明会典·户部·会计二》记万历六年山东运往京库、边库的棉布达60万匹、棉花39万斤。由山东征解棉布棉花数额在北方各省名列第一来看，山东省在明中期已发展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棉产区。
山东省明代前期棉花的分布情形可以利用各地地亩花绒征派的数额进行说明，因花绒俱系本色，定额于棉花地上，在当时较少贸易的情况下，只有种植才能完纳。由表1可知，山东省六府都有棉花的分布，而且从兖州、青州、莱州三府每个州县都有花绒之征来看[13] ，棉花已经普及推广到山东所有地区。棉花种植的这种广泛性是与明初强制植棉政策分不开的，也是明初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表现。当然，各地棉花生产也有一定差异，西部平原地区的兖州、东昌、济南三府的地亩花绒占全省的89%以上，尤其是东昌府与兖州府各州县平均数，高于全省平均数很多，可知西三府是山东省棉花的主要产区。东三府棉花种植面积不大，其中登州府多丘陵山地，植棉最少，每州县平均仅交花绒百余斤。
表1.山东省明代各府交纳地亩花绒数 （单位：斤）
府别 地亩花绒 州县数 每州县平均
济南府 14066 30 468.9
兖州府 17064 27 632.0
东昌府 15701 18 872.3
青州府 2794 14 199.6
登州府 858 8 107.3
莱州府 1962 7 280.3
山东省 52448 104 504.3
资料来源：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田赋》。
二 明中叶以后商品棉产区的形成与演变
明代中期以后，受赋役折银的影响，山东的棉花棉布也开始改纳银两，万历《明会典·
户部·会计》记载，辽东军士冬衣布花“成化、弘治间本折兼收……嘉靖七年始，山东布运
折银一十四万七千一百十九两余”，是嘉靖初已完全折银。布花折银势必导致棉花与棉布到
市场上去流通，崇祯时历城县所产小布“多为边塞所市，刘子诗‘但凭机上穿梭手，换得边
庭市贡钱’”[14] 。山东省棉花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导致棉花在市场上的竞争，从而促使棉花生产专业化，集中种植于那些自然条件适宜的地区以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鲁西北与鲁西南平原系黄河泛滥堆积而成，沙质土壤分布广，特别适宜棉花的生长，如清平县“田野多沙土，人多种木棉”[15] ，冠县“邑多沙地，土性与木棉宜”[16] 。本区有京杭运河贯通南北，对外贸易极为便利，于是明中期以后逐渐扩种棉花，发展成为山东的商品棉产地。
明末山东的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易四方，其利甚溥”[17] 。东昌府棉产量特大，江淮商人来此贸易，“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18] 。其中高唐州与恩县贸易最盛，恩县“岁富木棉，四女树、雷家集有商，四女树以滨河颇辐辏”[19] ，乾隆《大清一统志·东昌府·土产》引万历府志时仅举上属二地。兖州府也成为主要的商品棉产区，史称兖州“多木棉……转鬻四方，其利颇盛，”“其地亩供输与商贾贸易甲于诸省(府)”[20] 。其中郓城县”土宜木棉，贾人转鬻江南，为市肆居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贸易特盛[21] 。济南府临邑县“木棉之产独甲他所，充赋治生倚办为最”[22] 。东昌、兖州、济南三府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州县，因土壤适宜且转运便利而逐步发展成为棉花的生产中心，“收获之时以数千万计，狼藉与仓城囷窌衡矣，贩者四方至”[23] ，诗人王世贞描述曰：“短短钗银压鬓鸦，围腰群捉木棉花，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24] 。鲁西北与鲁西南平原产棉甚多，大量运往南方纺织中心松江府，“北土吉贝(即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鬻诸北”[25] 。
清代山东棉花受商品经济的影响更大，呈现出新的分布特征，首先，棉花种植更趋集中，
鲁西北明代东昌府地区棉产地位得以加强，成为全省最重要的商品棉产区，而与此相反的是
鲁西南丘陵山区因地不宜棉效益较差以致棉花在种植业中地位式微，在不少州县渐遭淘汰。
明代东昌府清代分划出临清州，有清一代东昌府与临清州的棉花种植一直兴旺发达。“临清等处地皆白土，农产统以木棉为大宗”[26] ，夏津县棉花贸易特盛，“自丁字街又北直抵北门皆棉花市，秋成后花绒纷集，望之如荼，否则百货不通，年之丰歉率以为验”[27] 。武城县棉花产多质优，是山东出口棉的重要基地[28] 。东昌府各州县棉花种植与贸易颇盛，高唐州道光时“种花地多，种谷地少”[29] ，光绪《高唐州乡土志·物产》也说：“本境上田皆种之，为出产第一大宗”。恩县“棉绒细软洁白，为近州县之冠”[30] 。清平县“人多种木棉，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多于豆麦”[31] 。冠县“河北清水各庄种棉者多，夙称富庶”[32] 。堂邑、馆陶两县棉产地位也很重要。总起来看，临清与东昌府各州县都有棉花的种植，且多以棉花为主要经济作物，种植比率特高。1870年有人从临清到东昌的旅途中看到周围田地上种植着大量的棉花，农家不论老少，特别是妇女都在地里采摘棉花[33] 。志家认为“种棉地多”，“占十之六七”，有些夸张，据光绪三十四年《山东省实业统计表》，清末临清与东昌各州县棉田总面积123万余亩，占其区耕地面积的10%左右；据日本人清末调查，东昌府棉田80万亩，也不到全府耕地的10%[34] 。尽管如此，东昌与临清地区的棉田仍占到山东全省的近三分之二，各州县植棉面积广，产量与商品输出量很大，是山东省最大最重要的商品棉基地。
鲁西南丘陵山区多山地，土壤以棕壤褐土为主，不太宜棉，虽然山东人民培育出在岗地栽培的棉花品种——山花[35] ，但植棉总不如养柞或栽培水果省工获利，更能发挥丘陵山区资源优势。清代前中期随着柞蚕养殖技术的提高，鲁东南丘陵山区出现了大量的养蚕山场，范围包括沂州、登州二府全境及莱州、青州两府南部州县，柞蚕业成为当地人民的重要经济来源[36] ，而棉花在本区经济效益明显不如柞蚕业，故种植逐步减少，如同治《黄县志·物产》谓黄县今不产木棉，而旧志有载，询之土人，云“土性不宜，今无种者”，最好地说明了本区明初受强制命令植棉，而后因商品经济发展，棉花以土性不宜，比较效益差而渐遭淘汰的过程。沂州、登州二府各地均较少植棉，是山东的主要缺棉区，沂州府各属种植甚少，因而妇女往往不务纺织，布匹甚贵[37] 。登州府属宁海、海阳、黄县等地清中后期方志皆无棉产。莱州府属高密、平度位于胶莱平原上，清中后期有一定的棉花种植，高密县“多获者，北鄙为棉花，”每年所产可达200万斤[38] 。其余胶州、潍县、掖县均不产棉，方志物产无载。
其次，由于供销地理的变化与其他经济产业的兴起，鲁西南平原棉产地位下降，原来商品棉产区范围日渐缩小，到清后期大部分地区因植棉不多而大量缺棉。而鲁北平原的济南、武定、青州三府棉花种植却逐渐发展，成为新兴的商品棉产地。
清代曹州、兖州、泰安与济宁三府一州继承有明兖州府的绝大部分辖地，却没能保持住其商品棉生产的规模。清代初期，本区棉花生产仍有一定规模，但到清代中期，其棉花种植日渐减少，以至由棉花输出区变成了输入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首先，通过运河向江南大规模输出棉花的现象到清中期已趋于消失，乾隆时诸华所著《木棉谱》谈到北棉南运时说：“然江北绝无至者，岂时会之不同欤”。这种变化对靠近运河的鲁西南植棉业影响很大。其次新兴的产业排挤了棉花的种植。清初发展起来的烟草种植业在济宁、滋阳一带兴旺发达，花生也于清中期推广各地，花生，烟草逐渐成为鲁西南的重要经济作物[39] 。在曹州府部分地区发展起来的麦草辫业，由于其产品供应外贸经济效益极佳，吸引了大批农村妇女劳力，也妨碍了棉纺织业与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如观城县“贫家妇女皆以麦茎制辩为业，不事纺织”[40] ，朝城县“销行于外境者以五谷草辩为大宗，外境销于本境者以棉花为大宗”[41] 。在这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下，清中后期鲁西南平原已植棉无多，乾嘉两修《大清一统志》所记曹州、兖州、泰安、济宁四属土产时都无棉花。清末，本区仍有部分州县种植棉花，如峄县“种植者甚少，惟北境山地略有种植”[42] ，阳谷、郓城、邹县、滕县、曲阜、定陶、宁阳等县清末方志也有棉产，但从其简略的记载语气上看，各地仅是零星种植，自给自足尚且不及。同时，还出现了根本没有棉花种植的地区，如东平、平阴、朝城、观城等地清末方志物产皆无棉花之名，都要从东昌、临清输入大量的棉花。菏泽县棉花“本境出产无多，不足供本境之用，每借资于邻封”。肥城县“棉则种植最少，全境以纺织制布者，大都贩售于高唐、临清诸处”，每岁约出银二万两。东平州“棉花自高唐、临清、堂邑等州县贩来，岁售约十数万斤”。观城县“外境销行于本境者以棉花为大宗。”邹县产棉“不足给本境之用，故棉花及棉绒专恃高唐、郓城诸商出售”。泰安县“本境产棉不多，棉花布匹自黄河之西临清一带运售本境”。平阴县“惟棉花非本地产，自临清、高唐运入”。连原来棉产颇丰的范县，清末也借外来棉花接济了，“陆运自临清、莘县等处，每岁销行四万余斤”[43] 。
济南府明代已有商品棉出售，清代规模继续增大。在清代中叶，齐东县“大清河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亩地总要值一百多吊钱呢”[44] ，“富者积花粮，侯时籴粜……一切公赋终岁经费，多取办于布棉”[45] 。陵县棉花的输出也很多，“草棉、蜂蜜运之济南、德州、齐河、章邱、直隶河间，贸易茶纸南物”[46] 。历城县棉花“处处有之，东北乡独多”[47] 。长清县“西多木棉，勤纺绩”[48] 。道光《章邱县志·风俗》记“下三乡地宜木棉，秋夏之交，木棉发生，不减夜雪时”。乾隆《平原县志·物产》叙曰：“邑之所产甚微，谷属之外惟恃棉花耳。”这些州县棉花种植相对集中，成为商品棉供应地。其余济阳、淄川、新城、德平、禹城等县也有棉花的种植，只所产仅供自给。
武定府是清中叶以后新发展的商品棉产区，清末胶州海关税务司阿理统计山东物产时记输出原棉者仅武定一府，可见其地位颇不一般[49] 。其中蒲台县贸易额最大，为山东五大棉产县之一，“棉花运出本境，由陆运至淮县等处”[50] 。滨州物产也以棉花为大宗，咸丰《滨州志·凤俗》谓其“地产木棉，种者十八九。”沾化县“通县所赖惟小麦、棉花二种”[51] 。商河县“大布为出境物品，运输平津及承沽一带，进款甚巨”，知其棉产甚丰[52] 。光绪《利津县志·风俗》谓利津“土产木棉最多，与五谷等”，邑无通商大贾，“盐商典商而外，诸业以棉花与布为其大端。”光绪《惠民县志·民俗志》也记“商贾之业以棉花为大宗。”是武定府成为仅次于临清、东昌的山东省重要的商品棉基地。
青州府北部位于小清河两岸平原的各州县，清中叶开始棉花播种面积逐渐增加，所产除自给外尚有一定的输出。嘉庆时，寿光县种之者尤多，“新旧氵弥河之侧，村民大抵以植棉为业”[53] 。博兴县“其货物广为民赖者尤以棉花、白酒为最……城以北土兼沙壤，故宜棉，商贾之家籍是致小康”[54] 。乐安县“新清河北地多斥卤，五谷稀少，宜棉之田占耕地十分之七”，产额一千多万斤[55] 。南部各县因位于丘陵谷地植棉较少，“益都山区(占该县总亩数百分之五)大量种着棉花和水果……但是，尽管一亩棉花的商业价值大于一亩谷物，农民还是宁愿让土地栽种谷物”[56] 。光绪《临朐县志·风俗志》记其县“诘曲万山，十九皆石田……即宜木棉，山田亦不能十之一”。而博山与诸城则不产棉，故《颜山杂识·物产》与光绪《诸城县乡土志·物产》均无载。
鲁北平原为河流冲积而成，多沙壤，自然条件适宜植棉，此外，清前中期山东棉花与布匹向北方输出的势头仍然很盛，辽东、承德、京津甚至远到大同府都有山东棉花与布的销行。济南、武定、青州三府位于鲁北，又滨河临海，陆路交通也很便利，向东北运销尤为便捷，故清中叶以后发展成为新兴的商品棉基地。
三 清末期长绒棉的引进与 总面积总产量的推求
清代末期，山东植棉业的发展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新特征，外国列强大肆向中国倾销廉价的棉纺织品，沿海的山东在北方首当其冲，洋绒洋布的大量输入夺去了山东棉花土布的部分消费市场，损害了棉农的经济利益，以致棉花种植面积有下降趋向。如平度州“自光绪中叶洋纱输入，织工乐其匀适，相率用之，手织线遂废，驯至种植棉者亦锐减”[57] 。昌乐县农民植棉“旧时所产仅供本境服用，自洋纱兴，种者渐少矣”[58] 〖ZK)〗〖ZW)〗。不过，外来因素并不总是负面作用，也对山东棉产近代化带来一定的助力。现代纱厂所用棉花要求绒长质高，促使山东人民对原有棉花品种进行改良，引进了美国种长绒棉，试种推广并获得了
较大的成就，使山东棉花种植业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士骧任山东巡抚时，曾令农人改种美国棉种，第一年所得颇未能如人意，因秋令骤寒成熟不易，第一次引种没有成功。其后道员赵荫昌经过多次试验，总结出适合山东栽培美棉的方法，必须“早播种，勤灌溉”[59]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昌知府魏家骅由商务局请领美国棉种，按上述方法试种获得成功，据查“美国棉种高大三倍于本地之棉，每亩地本地棉约种七千棵，美国棉至多不过一千棵，本地棉结桃多则二十余，美国棉可结七八十桃。以今年收成计之，本地棉约七八十斤，美国棉可收百余斤至二百斤不等，且丝长光细，利于纺织”[60] 。因此，次年又购到美国棉种六十包，分送东昌府各属及临清、夏津、滨州、邹平、平度、海丰、定陶等州县扩大种植[61] 。同时，“试种上海棉种，成绩甚佳，在张店区试种的成绩甚至超越了长江流域”[62] 。至清灭亡，美棉推广很快，临清与东昌棉区“从前所种土产，现已悉改美种，收成有十倍之望，去年棉花出市即悉被购尽”。济南东北的黄河与小清河流域滨州、利津、蒲台、博兴一带美棉、土棉参半[63] 。美棉单产高，质量也佳，适宜现代工业纺织，故经济效益较佳，美棉的推广又促进了山东棉田面积的发展。
棉花是明清两代山东省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但其总种植面积却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今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东实业统计表》为基础参照日本人的调查资料及方志记载，推求清末山东植棉的总面积。据《山东实业统计表》，鲁西北各主要产棉州县棉田面积如下：夏津县356，700亩，临清州264，098亩，高唐州279，800亩，馆陶县115，000亩，邱县80，920亩，冠县71，000亩，清平县32，000亩，堂邑20，000亩，恩县11，000亩，全省共植棉2，000，680亩。我认为这个数字稍微偏低，一是从上述各州县细数中可以计算出东昌府属高唐、馆陶、邱县、冠县、清平、堂邑、恩县共有棉田20余万亩。这个数字严重偏低，从上节所述可知，清平、堂邑、恩县皆为重要商品棉产地，产量和外销量很大，每县棉花种植面积绝非本统计所谓的二十万亩。按照日本人清末的调查资料，东昌府棉田总共约有80万亩，这个数字似乎更为接近实际[64] 。二是临清州所属仅统计了临清与夏津两地，实际上其属武城县产棉颇多，据《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所引1911年的资料，临清各属棉花产额分别为武城县500万斤，临清州300万斤，夏津县100万斤[65] ，武城县产棉最多，故它能成为宣统《山东通志·物产》所记棉花五个重要生产县之一。我以为武城县棉田也不会少于20万亩，则临清州各地棉田面积应在80万亩以上。按照上属东昌府、临清州棉田统计数量占全省总面积的61.7%计算，清末山东全省共有棉田260万亩上下，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1%[66] 。
明清两代山东棉花总产和商品棉总量很大，但却没有相关记载，现仅能通过考证求出单位亩产，再大致匡算出清代末年的棉花总产量。据《农政全书》，明末“齐鲁人种棉者，即壅田下种，率三尺留一科(棵)，苗长后笼干粪，视苗之瘠者辄壅之，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
虽然当时山东植棉技术极佳，有山东人张五典出巡南方，见其植棉颇不得法，特介绍家乡植
棉方法，但亩产二三百斤确实太高，这可能是亩积偏大造成的[67] 。乾隆皇帝《御题棉花图》也提到棉花单产，“稔岁亩收子花百二十斤，次亦八九十斤”。但这是不分南北泛泛而淡的，而且还是丰年的产量，无法用以代表山东省的实际。清代末年记载山东棉花单产的资料多了起来，据某传教士的调查，“益都山区大量种植着棉花和水果，每亩地可收棉花150—200斤”[68] 。这看起来单产很高，实际上是用当地的大亩计算的，当时益都以720弓为一亩，等于标准亩240弓的3倍[69] 。可知益都的棉花每标准清亩可产籽棉在50—60斤之间，这个产量基本接近相对贫瘠的山区实际。1906年东昌知府魏家骅调查说：“以今年收成计之，本地棉约七八十斤”，还有一些中国调查者也持此观点[70] 。而清末日本人经过详细调查后指出，东昌府平均每亩生产籽棉六七十斤[71] 。是可知清末有不少人对山东棉花单产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了亩产籽棉五六十斤、六七十斤与七八十斤三种主要观点，结论虽然不同，却极为相近，可靠性较强。今取中以亩产籽棉65斤为山东省平均水平，应该基本接近实际。如此，则山东全省所种260万亩棉花，总产籽棉169万担，可轧成皮棉56万担[72] 。
随着清代山东棉花种植的趋向集中，棉花的商品率也有一定提高。清中叶鲁西北沿运河各县木棉专业集市很多，如清平县“木棉市集向来新集最盛，近来王家、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四方贾客云集，每日交易以数千金计”[73] 。到清末，鲁西北临清与东昌府二属约种棉花160万亩，年产籽棉104万担，轧成皮棉也在34万担以上。如此巨量的棉花当然要向外销售，其消费市场主要有鲁东南、鲁西南缺棉地区以及青岛、上海、日本的一些纱厂。省内流通多为陆运，对外输出多是水陆联运，清末还有铁路运输。光绪时，高唐州所产棉花“北运往济南、章邱、潍县，南运到济宁、滕县等处销售，俱系陆运，每岁约二千余万角力，为出境第一大宗”[74] 。恩县棉花“运至周村、潍县等处销售，系陆运，每岁约几千万斤，为本境之大宗”[75] 。据一旅行者观察，由济南到高唐的一日半时间内，见到运棉花的小车36辆，大车6辆，共196担；从济南到临清的二日旅途中，见到26辆大车，11辆小车，共377担，由此可知两地每日约有300担棉花向济南运输[76] 。1912年经，青岛向外输出皮棉6.9万担[77] ，经大运河北运天津与烟台、龙口等地的出口也不少，估计山东输出省外的皮棉可达10余万担，而本省内部由鲁北棉区向东南与西南缺棉区的贸易额绝不会少于此数。这样看来，清末除府内州县的短矩离贸易外，山东省所产棉花约有20万担皮棉通过长距离贩运供应省内外市场，其商品率接近40%。日本人清末调查山东棉花时所说除下等品外约有皮棉20万担，就是指可供长距离贸易的商品棉产额[78] 。
明初山东省引种棉花后，在政府强制性与奖励性政策作用下得以较快的推广，山东省迅速发展成北方最重要的棉产区。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因素的增强，临河滨海的山东省其棉花生产在北方率先走向专业化与商品化的轨道，清中叶以后鲁西北与鲁北平原成为重要的商品棉基地，在北方的地位仅次于河北省。清末山东全省植棉260万亩，生产皮棉56万担，其中有20万担通过长距离贩运以供应省内外市场。行政措施与商品经济因素构成了山东省棉花引种发展、布局演变的主要限制因子，这要求为保证今天仍为全国重要棉产基地的山东省的棉花生产的持续发展，必须注重政府扶持与经济效益两个方面。
注释
[1]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洪武元年六月乙卯。
[2] 隆庆《兖州府志》卷二四《田赋》。
[3] 此数系清末对山东棉花亩产调查的中间数，详见本文第三节。
[4] 据《明史》卷七八《食货志》明代税粮地：“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以明代亩产粟米一石计，则民田税率约为1/30。
[5]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戊。
[6] 吴晗：《朱元璋》，三联书社，234页，1965。
[7] 《辽东志》卷八《杂志》。
[8] 万历《明会典》卷二八《户部·会计四》。
[9] 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田赋》。
[10] 《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八，成化十四年五月甲申；《明宪宗实录》卷二○五，成化十六年七月丁未。
[11] 正德《明会典》卷二四《户部》。
[12]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洪武二十九年二月庚子。
[13] 万历《兖州府志》卷一四《田赋》；嘉靖《青州府志》卷七《田赋》；万历《莱州府志》卷三《田赋》。
[14] 崇祯《历乘》卷一二《方产考》。
[15] 嘉庆《清平县志》卷八《户书》。
[16] 道光《冠县志》卷五《物产》。
[17] 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东昌府》。
[18] 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19] 万历《恩县志》卷一《市街》，又卷一《物产》记有白紫二色木棉，并谓“恩之木棉、麦丝，民用所需，顺天时以生殖，利可无穷”。
[20] 隆庆《兖州府志》卷二五《物产》。
[21] 万历《兖州府志》卷四《风土志》。
[22] 同治《临邑县志》卷二《风俗》引万历《县志》。
[23] 刑侗《来禽馆集》卷一八《先侍御府君行状》，记天启二年(1622)事。
[24]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八《兖州府物产考》。
[25]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26]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24。
[27] 乾隆《夏津县志》卷二《街市志》。
[28] 宣统《山东通志》卷四一《疆域志·物产》，又道光《武城县志·物产》也说：“棉花…此武邑生产之最大者”。
[29] 徐宗平：《斯未信斋文编》卷一《劝捐义谷约》。
[30] 光绪《恩县乡土志·物产》。
[31] 嘉庆《清平县志》卷八《户书》，同时还说：“俗例，本家三拾之后，听旁人自行拾取，不顾不问，故土人望木棉成熟过于黍稷，盖有力种者固可得利，既无力种者，亦可沾余惠也”。
[32] 道光《冠县志》卷三《物产》。
[3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323。
[34] 《中国省别全志·山东省》第七编《生产业及主要物产》。
[35] 邹县“所产棉花名山花”，故名思义，应为山地种植，见《邹县旧志汇编》第十五章工商业引光绪《胡志》；光绪《峄县志·物产略》直说：“棉，山地处处有之，花长质细，尤甲他产”；而临朐县、益都县也在山区植棉。可知品种多为山花。
[36] 拙文《明清山东柞蚕业发展的时空特征》，《山东师大学报》，1995，2期。
[37] 光绪《费县志·风俗》认为本县不产棉花，“妇女往往坐食；”而《沂水桑麻话》记沂水县：“沙地亦有宜种木棉者，沂不务纺织，布匹甚贵，以种棉者甚少也”。
[38] 光绪《高密县乡土志·物产》；光绪《平度州乡土志》卷一四《物产》。
[39] 拙文《清代花生在山东省的引种与发展》，《中国农史》，1994，12期；拙文《烟草、罂粟在清代山东的扩种及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期。
[40] 道光《观城县志》卷二《风俗》。
[41] 光绪《朝城县乡土志》卷一《商务》。
[42] 光绪《峄县乡土志·农业》。
[43] 以上分别见光绪《菏泽县乡土志·物产》；光绪《肥城县乡土志》卷八《物产》；光绪《东平州乡土志·商务》；光绪《观城县乡土志》卷一《商务》；《邹县旧志汇编》第十五章工商业引光绪志；光绪《泰安县乡土志·商务》；光绪《平阴县乡土志·物产》；光绪《范县乡土志·商务》。
[44] 刘鄂：《老残游记》第十三回“娓娓青灯女儿酸语，滔滔黄河观察嘉谟”。
[45] 康熙《齐东县志》卷一《风俗》。
[46] 道光《陵县志》卷九《风俗》。
[47] 乾隆《历城县志》卷五《地域志·物产》。
[48] 宣统《山东通志》卷四《疆域志·风俗》。
[49] 《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转引自《青岛海港史》，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
[50] 宣统《山东通志》卷四一《物产》。
[51] 光绪《治化县志》卷一二《艺文》。
[52] 民国《商河县志》卷二《物产》，又同卷《商务》记民国初年“全县种棉之地北西两乡可占十分之六，南东两乡占十分之一，土壤不同之故”。既使植棉如此之多，仍有商河大布销行日减，今不如昔之感慨，可见清末棉花与棉布生产颇盛。
[53] 嘉庆《寿光县志·物产》，又康熙《青州府志·物产》记棉花“多产寿光境”，知寿光为本区发展最早的棉产地。
[54] 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七《风土·物产》引道光《县志》。
[55] 民国《续修广饶县志》卷七《政教志·农业》，此为民国七年所记，反映清末情形不致太远。
[56]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645页。
[57] 民国《续平度州志》卷一○《民社志·工商业》。
[58] 民国《昌乐县续志》卷一二《物产志·草棉》。
[59]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中国调查录·山东种植美国木棉之成效》。
[60]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893页。
[61] 《山东省劝业公所报告书·农务科文书牍》， 14—16页，《详抚院东省购种美棉情形文》。
[62]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423页。
[63]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中国调查录·山东种植美棉之成效》。
[64] 《中国省别全志·山东省》第七编《生产业及主要物产·山东的棉花》。
[65]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61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出版。
[66] 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14年山东棉田159万亩。
，这个数字严重偏低；又据《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五编《农林畜牧》，民国八年(1919年)山东省棉田321万亩，可与本文推求数互相对比。
[67]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按山东省棉产区明初为移民垦殖重点区，当时授田多以大亩计，每大亩约等于三标准亩。
[68]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645页。
[69]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464页。
[70]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中国调查录·山东种植美国木棉之成效》，又《东方杂志》1907，4期《各省农桑汇志·山东省》也以为山东棉花通常亩产七八十斤。
[71] 《中国省别全志·山东省》第七编《生产业及主要物产·山东的棉花》。
[72] 《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五编《农林畜牧》，1919年山东省棉田321万亩，生产皮棉89万担，以三籽棉折一皮棉计，每亩约产籽棉83斤，考虑到后来美棉的普及所带来的单产增加成份，本文以每亩65斤籽棉作为清末引种美棉阶段的平均亩产应是中允的。
[73] 嘉庆《清平县志》卷八《户书》。
[74] 光绪《高唐州乡土志·商务》。
[75] 光绪《恩县乡土志·商务》。
[76]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323页。
[77]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613页。
[78] 《中国省别全志·山东省》第七编《生产业及主要物产·山东的棉花》。
【作者简介】李令福（1963—），男，教授，供职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要从事历史时期农业地理方面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