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莉雅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厦门)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商会研究已经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笔者认为这种领先得益于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的多方面的突破，这些突破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探索价值。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总结这些突破，反思其意义，并试图发现当前商会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商会研究，主题突破，时间空间突破，理论突破

　　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形成了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商会网络，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1949年后商会被改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近代商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人世界体系的历史风貌。因此对近代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早于国内。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之后，根岸佶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和商人的论文涉及到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的论文则直接以商会为题目①。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②。美国的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Jr．)张鹏、桑福德、柯布尔(Coble Parks)的论文，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③。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博士论文虽以《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题，但却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

　　会和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④。但总的说来，国外对中国商会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只是零星的，始终未形成潮流，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直到1982年，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随即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⑤，此后研究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学者才逐渐增多，遍及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也许过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商会被看作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和买办的组织，对商会的研究少有人问津。80年代，随着我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近代商会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90年代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会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出现近代商会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商会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商会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这些突破和进展不仅使商会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甚至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而以往有关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对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突破和进展进行认真的梳理，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和利用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为探讨建立中国本位史学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具有实证意义的范例。

　　国内近代商会研究的学术史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商会研究的初起阶段，90年代初到迄今为止的最近十年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商会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本文将从主题、时间与空间、理论三个方面介绍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

　　一、商会史研究的主题突破

　　说到国内学界对商会研究的开端，章开沅先生功不可没。1964年春章开沅、邵循正等学者为筹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调查项目，到达天津，看到了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该项调查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章开沅和邵循正先生已经注意到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独特的、典型的组织形式，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⑦，以后他们开始思考和倡导从社会集团的视角研究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1978年，在一次《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章开沅先生针对以往资产阶级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的倾向，强调资产阶级群体研究，认为商会、会馆、行帮、公所都应列入研究范围⑧。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独特领域就这样被开拓出来了。

　　由于商会研究的最初目标只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沿着这一思路，近代商会的研究进入实质性阶段，研究的主题就是考察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产生累累硕果，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更多的认识。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主题的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表现为在内容的取材上，研究者多注意商会的革命活动，或是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政治活动，在研究的视角上，多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去解释商会的种种行为，因而给出的结论多限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有促进作用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上。革命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妥协性，这样的思维定势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因此我们看到早期商会的研究，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政洽陸的题材多于经济性的题材。徐鼎新和马敏、朱英对上海商会和苏州商会的研究都受这一主题的制约⑨。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商会研究的主题从阶级斗争、反帝斗争的主线向社会发展的主线转变，在研究的价值判断上，从一味地以阶级性、革命性和民族性为评判标准，转向评判其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在研究的内容结构方面，从以研究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转向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并分析其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世界性。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题，是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一个创新。虞和平在这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尝试，他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一次把商会研究的主题从探讨商会的革命性，转变为探讨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商会的政治表现不再是关注的唯一焦点，与早期现代化有关的商会的法律地位、商会的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虞和平认为政府与商会存在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一方面，商会既然是法人组织，其职能、作用都是法律赋予的，其行为也是由法律规范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商会总是谋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商会的行为经常超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总是想利用商会、控制商会，以便达到增加税收等一些实际目的，因此政府对商会的控制也经常超越法律的范围，这种对立导致政府对商会的超法控制，商会对政府超法的反控制。商会的种种行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⑩。

　　有学者注意到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冲突的利益基础，张志东提出了“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来修正虞和平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使不同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表现更易理解，在此基础上，张志东还注意到，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表现，以天津和上海商会为例，似乎地理上与政治中心的距离的远近，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具有某种相关，北洋时期，政治中心在北京，上海商会比天津商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天津商会则受到北洋政府的较大控制，少有作为，国民党时期则刚好相反，因此他提出了商会与国家统治中枢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商会自主性及其政治能量的相关程度问题⑾。

　　此后，商会与中国现代化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商会与民间对外经济交往⑿、商会与城市发展⒀、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⒁、商会与近代商业教育⒂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问题。

　　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二个创新，是商会与商人。商会史研究早期，研究者均把商会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角度，提出清末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进入了基本自为的阶段。但是当研究者仔细考察商会的起源时，就会看到商会与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商人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把商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不如把商会看作是商人的组织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对商会组织的根本性质的认识转变，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另一个突破，既然商会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扩展为商人的组织，那么商人在这个组织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商人如何利用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商会研究的主题，逐渐变为商会与商人。商会与商人是研究主题的一个全新突破，在这个新的主题下，商会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的对象由资产阶级变为商人，因此商人的利益、商人的经济活动、商人政治活动背后的经济理性⒃、商会与商人的其他团体⒄、商会与商人的网络⒅等等，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一来商会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研究的内容愈加丰富和深化。

　　商会研究主题的第三个突破是探讨近代商会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迁。以往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主题下研究的商会的政治活动，近十年来却在商人与社会政治的主题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政治变迁的角度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等老问题进行了新探索，强调具体时间和空间的特异性，改变了过去以一时一地的研究进行总体论概括的倾向。如朱英分别考察了五四时期的上海总商会和天津总商会，指出这两个商会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反映上海商会和天津商会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⒆。冯筱才试图从更深层次解释商会的政治参与，他根据以往学者笔下的商会对革命的态度的论述，建立了一个“依附——离异——回归”的动态变化模型，来说明商会对待革命的态度并非是始终如一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商会有时依附于革命、投身于革命，有时却又远离革命、背离革命，并把这种模型称为“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即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沟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称之为常态；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划人变态范围。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之后商会大多回归于本位⒇。为什么商会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反复?冯筱才又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认为商人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的，正常的秩序是产权不受波动的保障。他以浙江地区为考察对象，指出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而采取自救举动，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他怀疑中国近世商人是否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是否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21]。冯筱才的研究从商会扩展到商人，其视角已经发生转化，即不再把商会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看成商人的组织，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化，对商会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对商会研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会与社会经济方面，涌现出不少成果。姚会元对上海商会在近代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上海商会齐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抵制了外国银行缩短庄票流通期限的企图，向外商银行借贷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积极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照常办理兑付业务等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22]。赵洪宝也对同一时期天津商会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认为天津商会面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诸如禁止外地铜元人津，减轻津地铜元充斥的压力，杜绝私铸私贩，摒弃劣质通货，查拿外洋商人私运铜元等，也确实起到了缓解金融危机的作用[23]。有学者把商会看作是近代市场的经济组织，探讨商会作为经济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继丁长清提出近代商会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的观点之后[24]，宋美云又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了天津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其一系列经济行为包括：制止跌价竞争行为，禁止买空卖空行为，监督并制止商人的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调节商人诉讼纠纷，平息缓解金融风潮等，说明北洋时期的天津商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中观调控中枢[25]。

　　参考文献：

　　①根岸佶：《支那キルドの研究》，东京斯文书院，1932年；又《上海のダキ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年；《中国のキルド》1953年；《支那商人团体制度》，《支那》11卷1号；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の士绅：商人阶级い上海独立运动》，《东洋史汇编》6期，1960年8月；《辛亥革命における上海独立い商绅层》，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の社会构造：辛亥革命史の位置》，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曾田三郎：《商会の设立》，《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清末の商会い中国のブルツヨフツ》《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Marie-Claire Bergère：TheRole of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转引自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Burgess John S．，The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Cumbia Univesity Press,1928; Marion J Levy,Jr. and Shih Kuo - 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m Business Class , New York:I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 Edward J. M. Rhoads, Mer- 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85—1911, in Mark Elvin & G.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hinese City Be- tween Two Worlds; Shirley S. Garrett ,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bid; Chang peng,The Dis- tribu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Provincial Mer- chants Groups in China, 1842—1911, Ph.D. disserta- 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8 ; Sanford, James C,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 Havard University ,1976; Coble, Parks M. , Jr.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mment, 1927- 1937, Cambridge Mass. :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⑤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⑥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有关或涉及商会史研究的评论性文章有10篇：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年2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6期；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午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6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06，《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文史哲》1999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创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湖北十堰，2000年；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26期；胡其瑞撰《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回顾——一台海两岸之论著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北)32期；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这些文章有的着重于观点的介绍，有的注重方法论的批评，对商会研究的突破和进展强调不够。

　　⑦章开沅：《序》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⑧《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⑩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⑾张志东：《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摸式与问题的再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6期。

　　⑿虞和平：《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06。

　　⒀宋美云：《20世纪初天津商会对外交往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⒁张琴：《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3月。

　　⒂赵洪宝：《清末商会兴商学活动述论》，《历史档案》1997年01月。

　　⒃冯筱才：《近世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的杭州总商会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⒄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⒅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⒆朱英：《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11月；《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冲平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⒇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1]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22]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3]赵洪宝：《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月。

　　[24]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25]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