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英 张侃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利用国际市场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建国初期，他主要是探索国际物资市场的规律，并逐步形成了“外汇与物资平衡”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并将注意力从国际物资市场转向国际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后，他在继续提倡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强调利用外资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将引进工作与国内工作平衡好。陈云的这些关于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成为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键词】陈云 国际市场 思想

　　【作者简介】张雪英，副教授，福建龙岩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张侃，副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利用“国际市场”方面有诸多创新性的阐述，是中国处理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陈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际市场”的理论阐述与具体实践，都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强调不同的重点。总结陈云的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有助于增强忧患意识，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时，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把对策和措施考虑得更加周全，以增强在改革开放中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建国初期，逐步形成以“外汇与物资平衡”为核心的对外综合平衡理论

　　建国前后，陈云认识到，由于外资银行在旧中国金融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没有发行新币的情况下，利用外商银行维持金融稳定是一种重要手段。1948年10月，陈云代表东北局接收沈阳，在沈阳军管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但不是要把他们一脚踢开，对他们要采取慎重而适当的政策” ［1］ 。11月1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汇丰银行处理事宜，提出维持其营业，等摸清情况后再决定有关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中央肯定。 ［1］（p.534）

　　陈云认为，保留外资银行在华的经济活动，并不代表允许其自由放任。1949年5月陈云进京后，立即约见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商谈利用外汇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1］（p.563） 6月3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以稳定上海局面;6月18日，陈云即以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名义起草致各大区电，就统一外贸税则和外汇管理等问题征询意见。 ［1］（p.568） 经过研究调查，9月20日，陈云同薄一波向中央提交关于外汇工作的书面报告，提出限制与利用外商银行的措施，主要内容有:中国银行负责外汇工作的管理和经营，指定8家私人银行、4家外商银行作为中国银行外汇交易所的交易员;对牌价和公营单位的外汇交易进行管理，减少由于国际货币波动造成的损失。 ［1］（pp.578～579） 为了保证中国外汇主权不受损害，12月，陈云还联合薄一波、马寅初致函海关总署，要求其以债权人名义直接函告各存款银行，声明旧海关在国外存款的所有权。 ［2］ 1950年7月5日，陈云又同薄一波就国民党政府所欠苏联债务事项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批评了华东贸易部没有经中共中央同意，将原来国民政府欲交未交的偿还苏联债款的部分货物交给苏联，认为此事涉及中国政府对国民政府所欠外债的整个政策，应统一处理。 ［2］（p.61） 这些举措力图集中对外信用于国家银行，构成外汇平衡的一道屏障，以利于统一货币制度的出台。

　　陈云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但又必须利用现有国际市场。1949年1月1日，陈云通过中共中央致电香港钱之光，了解香港市场黄金、银元及物资情况，以掌握进出口的趋势。 ［1］（p.544） 7月19日，他又向中央汇报英国怡和洋行试图与中方商谈的情况，并建议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开展外贸活动，尽快进入国际市场。 ［1］（p.570） 10月4日，陈云主持中财委所属各部委联合办公会议，研究向建交国派遣商务参赞。 ［2］（p.1） 10月21日，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上，他认为维持几个大城市的供求平衡，避免物价波动，必须拟定主要外销产品的收购计划、收购价格和经营方式，拟订必需的进口货物计划并准备充分的外汇。 ［2］（p.3） 1950年，陈云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国家统一猪鬃等出口，利用中国特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达到换汇的目的。 ［2］（p.23） 此后他和薄一波向中央提交对外贸易初步计划，认为1950年国家可掌握4.7亿美元，可以进一步增强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权。 ［2］（p.25）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但陈云认为帝国主义不是铁板一块，完全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早在1949年上海财经会议上，他就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可以利用”。 ［1］（p.572）

　　陈云认为，利用国际市场，就必须掌握好有利时机，既切实购买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又切实保证外汇资金的安全。1950年7月，为防止美国冻结外汇与美元贬值的损失，陈云提出了用得当的方针迅速使用外汇的主张。 ［2］（p.62） 12月，陈云领导中财委拟定“应对美国对我经济封锁的七项对策”，指出，向欧洲国家及英镑区的订货应尽速抢运，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在中立国的存款应即购货运回。 ［2］（p.75） 1951年1月，陈云还提出，在对美日出口被冻结，对欧洲继续出口的可能性未澄清，以及向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订货未运回国以前，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出口政策必须适合于进口情况。 ［2］（p.78） 5月28日，针对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案，中财委发出明确指示，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将外贸工作重点转到华南，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 ［2］（pp.100～101） 1952年6月，国际经济关系有所松动，陈云又签署中财委《关于处理被冻结美汇的决定》，指出，1950年12月以来被美方冻结的美汇虽暂时不能使用，但不能认为已经损失而不注意解冻复活的工作，各种机构应随时掌握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解冻复活，以减少损失。 ［2］（p.140）

　　1952年，陈云领导的中财委主持筹备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周恩来多次批示要求采取灵活的多面政策 ［3］ ，“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争取打开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 ［4］ ，对此陈云十分赞同。1952年5月，他提出“尽量打开局面，特别是港澳和南洋，他们需要我国的一些土特产”。 ［2］（p.138）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莫斯科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11个国家签订了价值2.23亿美元的进出口协议;南汉宸说服3个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签订了价值1.68亿美元的贸易合同。 ［5］

　　陈云非常强调对外经济中的自主权。他认为，利用国际市场并不意味着受制于国际市场，外贸活动的根本还在于内部市场的综合平衡和利益保护。这一认识对正确指导中锡贸易起到了很大作用。根据莫斯科会议上中国与锡兰签订的协议，中国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进口锡兰的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5%～8%购进。 ［2］（p.150） 为了多购买锡兰橡胶，外贸部提出将向锡兰出口的大米由20万吨增至30万吨，并将每吨米价降低1英镑。周恩来就此向陈云征询意见时，陈云认为，增加对锡兰出口大米是为了用进口所得款项向锡兰商人购买橡胶。由于我方卖米所得的是锡兰卢比，而锡兰政府并不负责橡胶价格，这样出口越多，越促使其橡胶涨价，使我方受损。故我方与其增加对锡兰的大米出口，不如改向印尼出口大米换取橡胶。 ［2］（p.153） 这个事件充分体现了陈云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对外综合平衡思想。

　　陈云按照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以粮食的国际贸易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推进工业化，我国不仅从农业提取剩余获得原始资本，而且组织粮食出口，用以换汇和换取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但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口粮危机，陈云建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指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就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各种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 ［6］（p.80） 周恩来采纳了陈云的意见，甚至还计划与美国做生意，谈判进口粮食的合同问题。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动用外汇增加粮食进口，自此，外汇就被大量用于进口粮食，为60年代开始的经济调整提供了条件。

　　关于粮食进口，陈云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认为，粮食虽然能从国际市场进口，但是作为战略性物资，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存在风险，一定要保证自给。他由此开始注意粮食增产与化肥生产的关系，力图在利用外汇进口粮食之余，进口制造氮肥设备建设化肥厂。在陈云的细致安排下，通过引进设备建设了一批化肥企业，使中国的化肥工业走向快速发展道路。

　　从1962年开始，陈云没有直接参与更多的经济领导工作，但他所奠定的利用国际市场进行工业建设、提升农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被其他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并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大胆提出“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势头趋好。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后，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大胆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说，“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6］（p.219） ，“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6］（p.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