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冬梅

　　顾维钧是一个练达的外交家，他的灵活应变在复杂的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从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情势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策略，所以他每次的成功不是重复老一套的战术，这也使出奇制胜成为可能。只是作为并不能决定对外政策的外交家，遗憾还是难免的。

　　华盛顿会议期间，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内负责山东问题时，国内舆论普遍反对日本人主张的中日直接交涉，但他并不为舆论左右，他主张有条件地（即交涉地点设在华盛顿）直接交涉，这样变通既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又挫败了其想使山东问题完全脱离华盛顿会议的阴谋，同时一旦交涉陷入僵局也便于向会议求助。顾已考虑到会外解决宜从速、在会上提出难得他国相助、牵制中国所提的它项要求、如若失败难度增大等诸多问题。当时，因为国内舆论的激烈反对，北京政府开始不赞成直接交涉继而不做明确指示；代表团内部意见不一；英美赞成会外解决。也就是因为顾的有理有利且灵活的方案及周旋，终使英国代表贝尔福提议将中日商定的解决办法交会议通过，使中日的直接交涉与华盛顿会议连在了一起，以致于在争辩最激烈的胶济铁路问题陷入僵局时得到英美调停。在选择调停方案时，顾没有意气用事，他选择得所能得而非得所该得。

　　顾的设计、判断和选择是作为一个折冲樽俎的外交家的设计、判断和选择。这与作为政治家的宋美龄的判断和选择肯定不同。

　　1942年11月，顾维钧做驻英公使期间，为消除中英之间的误解，促进中英关系的良性发展，在宋美龄著名的美国之行之前，他曾建议她接受英国方面的邀请出访英国，但宋拒绝了。宋成功访美后再次拒绝顾的建议，且以身体不适为由谢绝罗斯福安排的与邱吉尔的会面。宋美龄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中较为普遍的对英不满情绪。顾维钧针对此事在日记中说：“尤其痛心的是，只要稍具常识或略加克制，这些事件和枝节琐事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实在太不必要了。”当然宋美龄自有她的原则，可是也许她真的错过了一个机会。顾是务实而灵活的，在他终于促成宋子文访英后，就以练达的外交手段不断化解宋子文与英方会谈中的僵局。比如在中国对西藏主权问题上，艾登坚持英国不赞成中国的立场，顾即马上提出双方可各自准备一份备忘录表明各自的观点，以便以后商谈，使会谈得以继续。宋子文访英虽未取得显著成果，但毕竟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扭转了中英关系每况愈下的局面。

　　顾维钧的通权达变，还体现在紧要关头的急难从权（即为国家“正义”而冒君名）：“二十一条”交涉时，顾维钧将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漏给美国记者，以借美国舆论对日本施压；巴黎和会时，顾维钧擅自宣称公布中日密约等急难从权的行为，是他危急时刻敢作敢为的表现，更是他的急智，他的通权达变。

　　《孙子兵法·变篇》中有“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这也许可以诠释顾维钧在外交战场上所采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