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

　　【关键词】建国初期  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  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孙丹，副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从旧时代过来的各个阶级阶层的人都要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且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放在首位，认为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951年秋至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北京、天津20余所高校推广到全国高校和中小学校，并逐步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科技、民主党派、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商、宗教等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知名教授都以公开谈话或发表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划清界限、改造思想，因此，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教育界且主要是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一、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政策，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思想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当代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重点，相关著作、论文成果丰硕。与此相比，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问题的研究和争鸣文章不算多，专题研究论文有几十篇，但涉及该问题的论文则有数百篇之多。笔者查询了中国期刊网，1994～2006年以“毛泽东与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检索词的论文各有220余篇。研究者多是对政策进行梳理并对运动做全景式描述，论述的问题比较集中，但对运动过程中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很少展开分析。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共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和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是正确的，运动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要求过急过高、方法上简单甚至粗暴、有伤害知识分子感情之处，但总体来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比较顺利。就笔者搜集到的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专著中，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2]、杨凤城的《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研究》[3]、林蕴晖等的《凯歌行进的时期》[4]、彭华的《马寅初的最后33年》[5]等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着墨较多，分别对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改造运动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和分析，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思考和深入研究。崔晓麟的《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6]是笔者见到的关于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唯一一本学术专著。该书主要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并结合政治学、心理学相关理论，在搜集、整理、分析大量历史资料、档案资料、人物传记、年谱、日记的基础上，对这一运动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梳理和评价，在运动的起因、目标、方式、分期等问题上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教材以及国外相关研究领域的著作中[7]或详或简地涉及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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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不仅在国史、党史学界逐渐受到关注，政治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视阈进行了研究和评价，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一)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队伍状况和思想状况

　　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数量，在各种研究成果中记述并不一致。一说有200万人，其中包括各种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新闻、医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员等，占全国总人口的0．3％。[8]一说有400万人以上，包括国内公立私立大中学校、教会学校及国外留学者，其中大专以上者约25万人，中学毕业者400万以上。[9]还有一说是用倒推法进行推算，即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500万知识分子减去新中国培养的200万新知识分子，所以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数量为300万人。[10]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认为50年代中国约有10万名高级知识分子。[11]王来棣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中，引用毛泽东写于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始发表稿中说当时中国有“大资产阶级”100万人，“中产阶级”(指知识分子)400万人，“大资产阶级”也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由此算来，20年代中期中国至少有400万以上的知识分子。[12]就建国前教育普及程度而言，中学毕业者应算知识分子，就是说，建国初期，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数量至少在200万人以上，高级知识分子至少在10万人以上。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包”下来的旧知识分子，其队伍状况和思想状况都极为复杂，这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深层原因。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并逐步深入。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以学科划分，知识分子分为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建国初期，两者的比例大体持平，前者略多。思想改造的重点是在社会上和思想文化界具有更广泛影响的人文知识分子以及文艺工作者。

　　从知识分子所属的系统来说，可以分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部分。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较早参加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骨干。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可分为接受本土教育和有留学背景两部分。前者包括解放前夕毕业或在校的青年学生，后者主要是有社会影响、为思想学术界旗帜性人物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遍布文化、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以及文艺界。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大多数知名知识分子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和国外科研机构的邀请，选择参加新中国建设。中央研究院有13个研究单位和1个管理机构，506名研究人员中，80％以上都留在了大陆；81位院士中，迁台的有9人，赴美国工作的有12人，其他的院士都选择了留在大陆。[13]

　　从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划分，可分为革命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而且普遍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接受欧美教育、信奉欧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群体。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道路，而是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经济政治制度，被视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就大多数政治立场中立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大多心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历史使命感”，又“浸染着几十年‘西化’进程中所引来的英美民主意识，有的更是亲身体验了英美的民主社会制度”，“而民国社会政治秩序本身的松散也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关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14]因此，他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建国前后，他们一方面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欢跃，盼望着新中国的到来；另一方面，这种批判意识也表现为对新政权的疑虑或担忧。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未认真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即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令他们不能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不能了解这种矛盾的尖锐除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加以解决之外，另无他途；他们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对于中国国情的脱离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孤傲，又令他们不能了解写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自由诸问题的正确主张；他们更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本质。”[14]

　　准确地说，建国初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怀着颇为矛盾和复杂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15]

　　(二)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运动发动的原因和目的

　　一般认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互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16]知识分子担负着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和培育新型工农知识分子的重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服务于新政权就要学习和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主动要求进行思想改造。

　　崔晓麟在其著作中分析了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对这场运动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动因。国际方面，在共产党胜局已定之时，美国发表白皮书宣称要扶植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民主个人主义者(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国内方面，建国初期中共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引起一些亲美反苏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这引发了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分歧，并直接导致1950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流产。因此，彻底清除欧美文化的影响、顺利进行院系调整成为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动因。[6](PP.1～45)李扬也认为改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顺利地进行高等院校的调整。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了震动，加剧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局面，因而改变了毛泽东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谨慎预期，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改造文化教育事业要和缓、要用十年到十五的时间来做”的初衷，从而加快了教育改革和知识分子改造的步伐，迅速转向清除英美文化的影响，为以苏联为师进行教育改革扫清障碍。[17]王先俊通过分析建国初期思想文化状况的特点后提出，从社会学角度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文化整合的需要，即将社会中不同思想文化因素的矛盾、冲突、纠葛调整和协调到一个统一体系，以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要求。[18]

　　国外的研究者也充分注意到建国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因，认为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清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如史景迁注意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根除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下述几种现象：一是过分推崇西方；二是躲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革命的紧迫性；三是自甘颓废或无病呻吟”。[19]有些学者则只注意到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的改造，认为中国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内的众多的运动，“目的是(至少部分地是)要把传统的文化和价值改造成一种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的新文化和新价值体系”。[20]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则认为思想改造运动只是共产党实施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使他们“就范”，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向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11](pp．249,95,250)针对此说，1994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研讨会，邀请10余位学者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政治立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认为该书关于建国初期中共与知识分子存在着矛盾对抗、中共对知识分子实行“控制”的观点不符合新中国的历史事实，其立场和世界观存在局限，其分析框架也存在严重理论缺陷。[21]

　　(三)关于运动的阶段划分问题

　　关于运动阶段的划分，绝大多数研究者根据中共的历史文献，主要以北京和天津高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时间为依据提出三阶段说，即从1951年9月29日，以周恩来的报告为标志开始思想改造运动，经过动员学习(1951年9月至1952年1月)、批评与自我批评(1952年1～5月)、组织清理(1952年5～6月)三个阶段，到1952年6月结束。

　　1951年12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会”)曾提出将运动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思想动员、端正学习态度；第二阶段，着重研究文件，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反动思想，划清敌我界限；第三阶段，学习重点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第四阶段，按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讨论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第五阶段，进行总结。从第四阶段的内容看，以思想改造促进院系调整的目的十分明确。从运动过程看，运动并未完全按照这五个阶段的要求进行，并且在运动过程中，根据全国性运动的要求，还加人了“三反”的内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可见，研究者并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进行阶段划分，研究的重点也不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上。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运动阶段的划分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19491950年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参加各种社会运动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22]崔晓麟提出，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顺利进行院系调整，因此，运动过程除多数研究者提出的三个阶段外，还应包括第四阶段——院系调整，思想改造运动至1952年秋季开学前完成院系调整方告结束。[6]笔者认为，从改造的对象、改造运动的方式和最后的目标来看，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应该始于1949年，结束于1952年秋院系调整基本完成。共分为四个阶段，顺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转变知识分子的立场、服务于新中国建设、根据工业化要求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23]第一阶段从1949年上半年到1951年上半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为主，并组织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等各种社会活动，以此促进和巩固对新政权的认同。1950年底至1951年上半年，思想改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开展批判、肃清欧美文化侵略的运动，为此后以苏联教育模式进行改革清除了思想障碍。第二阶段是1951年5～8月，主要内容是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及对教育家陶行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兼具对封建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双重批判效应，是实行新中国改造旧教育的重要准备，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步骤之一。第三阶段从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阶段，这一阶段又划分为三个单元。周恩来9月29日为京津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经过动员学习、参加“三反”后进行“洗澡”过关和组织清理三个单元，思想改造运动达到一定的深度，党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和思想状况有了比较彻底的了解和掌握，为顺利进行院系调整奠定了基础。第四阶段是1952年6～9月，主要内容是进行全国范围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到1952年秋，华北、东北、华东的高校基本按照苏联经验完成了预定的院系调整和设置专业的任务。[24]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182所，取消了私立大学，工科专业院校大大增加，有137所，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被取消或被削减，文科类在校学生从33．1％降至14．9％。[17]

　　(四)关于改造的方法及运动得失的评价

　　以前的研究对于得失的评价大都比较简略，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教育中的指导地位，知识分子树立了为新中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意识。对于运动的消极影响一般认为，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粗暴，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做法，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

　　近些年来，随着各种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布和各种回忆文字的增加，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跳出了知识分子个人际遇的视角，将这一运动纳入到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来更理性地审视。在这些研究中，最令人困扰的是“三反”运动和“洗澡”问题。葛玲、满永认为正是通过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洗澡”，共产党实现了对知识分子记忆的重构，进而成功完成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由“身归”到“心归”共产党的过程，也使得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14]崔晓麟认为思想改造与政治学习运动相结合，初步推进了政治认同；思想改造与社会实践运动即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相结合，进一步推进了政治认同；思想改造与思想批判运动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洗澡”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推进了思想认同；思想改造与忠诚老实运动相结合，推进了组织认同。[6](pp·100-170)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关于科学界思想改造情况的研究较少。勾文增、胡化凯的文章梳理了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1952年卷的有关文章，介绍了思想改造运动中科学批判的有关情况。1952年，《人民日报》批评该刊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充分介绍苏联科学的成绩，因此《科学通报》进行了调整，用专刊形式集中介绍了苏联化学、天文学、生理学和物理学批判的情况。中国的科学家唐敖庆、丁瓒等发表文章检讨自己长期受英美帝国主义科学思想的影响，没有积极学习苏联的科学成就。勾文增、胡化凯认为，科学批判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时期，意味着中国科学界在科学传统、科学范式和科学体制方面完全从西方转向了苏联，为1953年科教领域全面展开的学习苏联运动消除了思想和体制上的障碍。[25]此外，还有的研究者利用地方档案材料对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改造进行了微观研究。胡清宁在对1949～1952年江苏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的过程、方式进行考察后认为，这一地区的思想改造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不间断地进行，虽然中央对中小学教师提出的具体要求低于高校，但改造的目标是一致的，改造的手段也基本相同。[26]

　　二、问题和思考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后中共对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建国后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的源头，这场运动对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后人不断进行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多地关注以下问题：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研究中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并未形成公论，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问题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借鉴和利用，使得一些重大问题如发动运动的深层原因、运动对知识界产生的影响等的研究难以深入。

　　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一般认为出现于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用以指代俄国的民粹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偶尔从职业角度使用知识分子概念，列宁则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使用这一概念，并将“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脑力劳动者”称为知识分子。近年来，很多人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分为各种类型，如幕僚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而将具有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的知识分子称为最纯粹的知识分子。[27]有的研究者将知识分子分为主流话语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经济型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四类，而人文知识分子又被分为传授型、思想型、批判型知识分子以及文学知识分子。[28]

　　笔者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具有阶级属性。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知识分子的社会生产活动具有鲜明的精神生产特征，因而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纯粹中立的知识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应该正确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独特价值。

　　在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阶级划分这个维度来判定知识分子的属性，以这个阵营是否有助于革命的成功来制定其政策的，中共认为知识分子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因此与众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重任。在国共决战、中国命运发生转折的关头，共产党树立起民族复兴和民主的旗帜，不仅使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知名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未来的希望，坚定地选择了与共产党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而且吸引了漂泊在海外的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归祖国大陆。共产党取得政权初期，认识到在国家建设中仍然需要大量的有政治觉悟、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要求思想状况复杂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服务于新中国，于是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育和改造。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共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正确、有效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造成一度忽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及其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问题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属于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即属于政治问题，对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因素，不能仅从人文的立场和个体的角度来评价是非功过，而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历史地、理性地进行分析和评价。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最大的成果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整合了中国社会的智力资源，并将这些宝贵资源应用到全面展开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特别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中。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尽管有不尽科学之处，比如对人文科学专业的裁减给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某些难以弥补的损伤，但是从工业化建设和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前景来考量，仍不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对全国科学和智力资源的一次较为合理的配置，中国工业化的成就和科学的进步是世所公认的。[29]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展成熟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仍然是正确的。要稳固新生政权，除了依靠专政的强制手段，依靠迅速建立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秩序之外，还需要成功地将执政党的阶级意志社会化，即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30]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执政党开发执政合法性①资源的题中之意，虽然在步骤、方法上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是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在社会由急剧的变革转变为平稳发展、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后，思想改造的方式和内容也应该转变，以什么方式管理好、使用好知识分子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三)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状况、思想状况和社会影响问题

　　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研究的难度也比较大，但是有助于深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今天正确地解读那段历史、更好地处理知识分子问题。

　　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成分复杂、思想谱系各异的群体，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然而知识分子就其本质来说，始终主要是以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的劳动阶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了实现服务于民族和社会的理想，在社会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对知识分子这一特点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四)关于当事人回忆材料的利用问题

　　在当代史研究中，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被不断地学习和运用，不少研究者不断挖掘埋藏于民问的史料，钟情于个体对历史的描述，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研究，如何对待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成为当代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种运动当事人不同类型的文字不断问世，这是总结历史、反思过去不能忽略的载体。最早的当数巴金于1978年开始陆续写成的150篇随想。以后，季羡林、杨绛、邵燕祥、王元化等与共和国共命运的知名人物关于建国初期那段生活的文字渐次问世。这些文字，是“为了拒绝遗忘，抢救记忆，给那一段不堪回首又必须审视的岁月留下一些细节、脚注，也是在场者的证词。其中档案性或准档案性的材料，更是当事人在现场留下的物证”。[31]这些文字出自尘封的记忆以及当时的文稿，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当事人的个人情感甚至恩怨、牢骚，读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这些文字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评价。对这类文字，首先应该肯定这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是民族历史的参与者和承受者，他们的“在场者的证词”和“当事人在现场留下的物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对于史学家来说，这些文字是历史的证词和物证的一部分，史学家既要感悟那段历史，同时还要有史家的理性与逻辑，不为尊者讳，来完成还原历史与“述往事，知来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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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执政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权统治普遍的心理认同和自觉服从，这种认同和服从的程度越高，政权的稳定性就越高。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励精图治的作为以及目前可见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日记中可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对新政权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服从的。

　　参引文献

　　[1]《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第1版。

　　[2]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杨风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4]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6]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7]参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英]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Lifton，RobertJay，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A study of“brainwashing”in China．NewYork：norton，1961．)

　　[8]李云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下册，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9]王金铻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0]王荣德：《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回顾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

　　[11][美]J．R．麦克法奈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第249页。

　　[12]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美]《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13]李扬：《解放前夕南京科技界反搬迁斗争》，《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

　　[14]葛玲、满永：《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对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治意义的解读》。

　　[15]参见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17]李扬：《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18]王先俊：《建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与党对思想文化的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9][英]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第333～334页。转引自肖南龙《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4期。

　　[20][美]弗朗西斯·苏：《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观》，载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转引自肖南龙《西方关于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述评》，《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4期。

　　[21]樊一：《<剑桥中国史>第14卷评析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2]于风政：《建国后政治运动的源头——政治学习运动述评》，《北京党史》1999年第4期；吴小妮：《建国初期一场卓有成效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述评》，《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3]参见孙丹《毛泽东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建国初期的改造运动为例》，《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页。

　　[24]李琦：《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述评》，《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

　　[25]勾文增、胡化凯：《1952年的(科学通报)：思想改造、学习苏联与科学批判》，《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4期。

　　[26]胡清宁：《解放初期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以江苏地区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7]林贤治：《五四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

　　[28]王岳川：《社会观察》，《改革内参》2001年第16期。

　　[29]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进行了伟大的现代化》。

　　[30]王冠中、胡献忠：《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及启示》，《攀登》2006年第2期。

　　[31]邵燕祥：《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私人档案(1946～1976)>序》，《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