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公审公判大会,会后将死刑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这次“严打”没有1983年那么大规模,但延续了“从重从快”的风格。

　　迟志强(右一)与陈冲(左二)等合影。在1983年“严打”中迟志强曾因“流氓罪”获刑四年。

　　1983年，曾任某法制报纸记者的李勇当时还是湖南邵阳某乡镇的一名中学生。一天，父亲回到家，神色凝重，把李勇兄弟几个集中起来，严肃地告诫孩子们:好好呆着，不要乱说乱动，因为“一场新的‘运动’又要来了，叫做‘严打’”。

　　那一年，即便在孩子眼里，周遭并不宁静。2月12日（农历大年三十），在沈阳，“二王”案发生——偷窃被发现的王宗玮、王宗王方兄弟，制造了数人死伤的枪案，开始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逃亡，并在逃亡过程中不断制造新的血案。

　　“严打”即将开始的暑假，对二王的抓捕仍然在紧张地进行，全国各地都在发现这“一高一矮”的线索，甚至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甚至还承认自己是“二王”……一切与案情有关的消息，在那7个月中，如同一部连续剧，成为那个时候全国男女老少的集体记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们看到公安部门如同戏剧和电影中一样，在全国城乡各处张贴悬赏缉凶的布告: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

　　邵阳民风剽悍，“严打”风起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热闹可看，公共场所墙上经常贴着一整片通告:一连串名字打着红勾——这是李勇对戏曲中“勾决 ”最直观的认识——下面是中级法院院长的大名。他始终不知道故乡的市长和书记是谁，却清楚记得法院院长的名字。李勇没有想到，这样的少年记忆，将成为自己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关注的议题之一。

　　“1983年，人们私下的生活已经呈现多种样貌，国家却依然认为有规范人民私德的使命。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时髦的年轻人被单位保卫、纠察剪掉头发和裤腿，而那些太早尝试前卫生活方式的人，却在”严打“风暴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年，恶性事件特多……

　　邓小平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未必是李勇经历过历次“运动”的父亲神经过敏，1983年的“严打”，与之前的政治运动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

　　“严打”是改革设计师邓小平亲自提出的，针对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他认为应对措施“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提出的方法，颇有军事家的本色: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他指出:“严就能治住”，“我们……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后来回忆，这一年的7月19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刘关于全国各地严重的治安状况的汇报后，十分严肃地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他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此时，不仅“二王”尚未落网，恶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5月初，卓长仁等几人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南朝鲜；而仅一个月前，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发生27名无辜者被害、多名女知青被强奸的特大强奸杀人案。之前几年，在上海市，发生了流氓袭警并当众猥亵妇女的“控江路事件 ”；在北京火车站发生了9死近百人伤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们失去安全感。根据公安部的统计，进入20世纪80年代，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万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 6.4万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

　　从今天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犯罪井喷”，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脱离了军事化的人身控制，第一波农民进城就业正在发生。而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活跃的市场，带来货物和人员在城乡各地的流动。人们的流动，是旧有的治安管理体制不曾有过的经验，20多年后的今天，这依然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