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富民强国的发展阶段。是年，我国当代古籍整理出版史上也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国家出版局重申中华书局为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其二，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版。以这两件大事为标志，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上了复兴、快速发展的 道路。

　　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的短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又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有持续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国度。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同中华民族始终重视编纂和保存文献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古籍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定《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相继出版《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持续不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光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的短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出版古籍由此开端。但是，1966年“文革”的爆发，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进入新时期，中央领导专门对古籍整理作出指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新的转机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此时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困难仍然较大，问题仍然较多，如缺乏统一的规划，在组织整理卷帙较多、难度较大的重点项目时力不从心，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十分缺乏等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领导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首次提出明确的要求。以此为标志，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依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小组，直属国务院，并根据陈云同志提议，任命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

　　1982 年3月,在李一氓同志主持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1982 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颁布实施。同时，国务院决定从1983年起，每年拨专款用作古籍人才培养和古籍整理出版补贴。

　　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古籍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担任主任，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

　　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有关部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逾万种，其中的85%是近三十年整理出版的

　　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成果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成绩显著。

　　——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并渐趋适度、稳定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逾万种，超过现存传世古籍种数的6%，基本的重要的古籍大半整理出版，而其中的85%是近三十年整理出版的。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提高，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出版。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甲骨文合集》、《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大唐西域记校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全宋诗》、《全宋文》、《殷周金文集成》、《永乐大典（汇辑本）》等，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同时，历代纪事本末、历代会要会典、《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的整理出版，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相对完备的基础。从《诗经》到《清文海》，断代诗词文曲总集的编纂或出版，自先秦至清朝的历代文学作品大致搜罗完备。断代的文、史、哲及自然科学的原始资料，都有了整套的“汇编”、“全集”等。大量优秀的古籍整理图书深得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的欢迎和好评。在第1-5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古籍整理图书共获荣誉奖、正式奖、提名奖近50种。在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中，古籍整理图书获正式奖7种，占获奖数的12%。

　　——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范围拓宽。除了文史古籍外，出土文献、科技类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了高度重视。

　　——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全国高校所设古典文献专业已增至四个；另外还有八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古籍研究所，在完成古籍整理课题的同时，还培养了大量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研究生。目前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储备有数千人之多。

　　——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1978年以来，陆续成立了近20家古籍专业出版社。目前，全国有22家古籍专业出版社，编辑600余人，年出书品种逾5000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古籍整理出版已成为全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理古籍资源的工作已接近完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已编纂出版。《中国古籍总目》的初稿已完成，正在审订修改。它是我国首次对古籍总量进行清理取得的成果，集品种、重要版本、主要馆藏于一体，相当于现存古籍的身份证，其作用是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建立一个资料完备、检索便捷的数据库。

　　——外向型古籍整理出版呈新特征。进行了编纂出版大型双语对照丛书《大中华文库》、举办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览等多种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尝试。

　　——全国范围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协调，逐渐显现出主导作用。古籍小组从成立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的实施，使古籍整理出版基本走上了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有序的轨道。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国家财政逐步加大了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从1983年的 170 万元，增至2008 年的2000 万元。

　　——一些地方政府对地方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视与投入也在不断加强。湖南省政府拨专款6000万元，组织编纂出版湖南地方文献汇编《湖湘文库》。浙江省绍兴县政府投入1200万元资金，与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绍兴丛书》。

　　古籍作为中华文化的历史标志，和其他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要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胡锦涛同志讲话的精神，对做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中，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任重道远，青春勃发。目前，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正有序地向前推进。一切都预示着：明天会更好！

　　（作者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