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需要不断进行变革和改革的。春秋公羊学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也仅仅是一种观念。事实上，在清代春秋公羊学兴起、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公羊学者甚至没有对社会改革提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性的设计。

　　 清代后期春秋公羊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略分四期：初期以庄存与为代表，二期以刘逢禄为代表，三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四期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

　　 客观地说，儒家经学，包括春秋公羊学，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而言，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是并不多的。

　　 清代后期,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逐步转型的过程,而主导这一社会转型的思想理论是儒家的春秋公羊学。

　　一

　　我们知道,《春秋》一书是儒家的五经之一,它记述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期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这部经典文字简略而有法度,相传由孔子亲手删订而成,后世儒者相信此书寄寓了孔子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从汉代开始,儒者解释《春秋》经,主要有三部著作:一是《左传》,二是《谷梁传》,三是《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由此而有儒家春秋学的三大学派。《公羊传》最早的传人是公羊高,公羊是复姓。史称,公羊高受学于子夏。就是说《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释,是直接从孔子的嫡传弟子子夏那里得来的。公羊学派与其他两个学派相比,就是他们对经典的解释采取一种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因而此派学术在传承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其中有三个重要的理论支柱:一是关于国家统一的“大一统”理论,即国家必须统一于以君主为最高领导的中央王朝;二是关于社会变易的“通三统”理论,即每一个新的王朝必须改革旧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统,同时也参考和吸收前两朝的制度文化;三是关于历史进化的“张三世”理论,即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三个大的阶段: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社会),最后到达太平世(大同世界)。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内在的因袭性特点。产生这种因袭性的主要原因,一是王权政治的世袭制度,二是家族伦理的孝道思想,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便有根深蒂固的“祖制不能改”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在社会面临重大的改革和转型时期,它往往成为保守政治势力的护身符和打击改革派的致命利器。这种因袭性特点在许多学术流派中都有所体现,在儒学中更有突出的表现。西汉时,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并将春秋公羊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东汉时,何休又将公羊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完善化。春秋公羊学以发明孔子“微言大义”为名义,提出“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重大政治理论,这为日后儒者“以经议政”预留了较大的讨论空间。这种理论的实际好处在于,它使那些试图推动改制变法的人物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港湾,退可以防止政治上的顽固保守派以“擅改祖制”的罪名加害自己,进可以解经的形式向最高统治者建言,使其接受“改制”、“变法”的主张,而有经典可据。秦汉之际,当社会由诸侯分裂局面向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制转型之际,公羊学理论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两千年后,当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公羊学理论再一次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

　　当清王朝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后,许多政治制度以祖训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像铁板一块,动也动不得。公羊学之所以在清代后期复兴,并且日益壮大,其政治上的针对性就是要将公羊学作为一种有力的杠杆,撬开压在统治阶级心头的那一块“祖制不能改”铁板。公羊学家抬出圣人孔子,讲所谓“张三世”、“通三统”的“微言大义”,实际就是要统治阶级能够改变观念: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需要不断进行变革和改革的。春秋公羊学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也仅仅是一种观念。事实上,在清代春秋公羊学兴起、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公羊学者甚至没有对社会改革提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性的设计。这种情况说明,中国近代化转变的道路将异常曲折与艰辛。卡尔·马克思(公元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年)身在欧洲,对于十八世纪中叶以至十九世纪初的中国情况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说:

　　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不管时势怎样变迁,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它受人藐视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尽美的幻象自欺。……旧世界底代表以道德思想来鼓励自己,而最新社会底代表却争取那种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力。(马克思:《鸦片贸易》,《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95页)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社会的历史中,经历过许多次治世、衰世、乱世的循环交替发展,但当世界市场时代到来的时候,中国自编自导的“老大天朝”的历史剧再也不能循环往复地表演下去了。是的,这已经不同于某一历史朝代的“衰世”,这已经是整个君主专制时代的“衰世”。清代公羊学正是应此“衰世”的降临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

　　清代公羊学萌生于干隆时期,当时经典考据学正进入鼎盛的阶段,有一位曾作过皇子老师的常州籍学者,名叫庄存与,是他开创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新学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庄存与的学术思想并不足奇,但他对于清代后期春秋公羊学思潮的形成,却有一种渊源的关系,于是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用放大镜来仔细研究庄存与学术中的春秋公羊学元素。今日研究常州学派的专家学者或称:从庄存与的学术思想的整体看,他或许称不上一位公羊学家或今文学家。但有一点我们应该肯定,庄氏所著《春秋正辞》打破了东汉何休之后千余年公羊学的沉寂,使这一独特的古代儒家学说重获新生,从而拉开了清代公羊学的序幕。

　　梁启超以为,春秋公羊学的兴起,乃乘清儒“节节复古”之势,不得不然:由复六朝、唐注疏学到复东汉古文经学,再到复西汉今文经学,所谓“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一)从一种宏观的学术视野看,从西汉到清末经学的发展大体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今文经学(西汉)———古文经学(东汉-唐)———宋学(宋-明)———古文经学(清中期)———今文经学(清后期)。但这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我们还不能因此认为中国经学的发展是受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支配而演进的。

　　关于春秋公羊学兴起原因,梁启超的解释较为笼统。相比之下,钱穆的分析则较为具体,他说:

　　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干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其始则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则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导夫先路,而特任其自为波激风靡以极乎其所自至故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5页)。

　　钱穆认为,庄氏之学最初不过是“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我们以为部分合于史实。当时学者纷纷起来整理传统文献,从儒家经典扩及诸子百家等其他传统文献。此时庄存与研究和整理有关春秋公羊学的传统文献,那并不是一件唐突的事情,何况何休所著《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早已被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当时学者也正是将庄存与的《春秋正辞》看作“说经之文”,看作一项对儒家经典文献的整理工作。如朱珪《春秋正辞序》说:“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寔述何氏,事亦兼资《左氏》,义或拾补《谷梁》,……义旨周密,博辨宏通,近日说经之文,此为卓绝。”既然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属于干嘉时期传统文献整理的工作之一,那它又为什么是“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呢?那是因为庄存与对于《公羊春秋》的研究整理并未循守干嘉汉学“笃实”的考据学方法,而是拾取了公羊学家发明圣人“微言大义”的方法。而当时考据之学已渐陷“绝境”,学术界缺乏有大智慧的人引导学术思想走向正轨,庄氏之学的出现,则将儒家经学的发展逐渐引向公羊学和今文经学的道路上来。钱穆不欣赏清代公羊学,以为其时代未能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家,使得庄存与偶然(“凑而偶泊”)在历史上扮演了一种不能胜任的思想导师的角色。而庄氏公羊学这一“学术怪胎”的产生,最终导致“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

　　三

　　在我们看来,清代公羊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既有当时社会政治的原因,也有经典文化发展的内在原因。首先,从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说,应归咎于清廷的政治高压。清廷的政治高压,不仅是促使干嘉汉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清代公羊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干嘉汉学讲究为学术而学术,不问政治,如章太炎所说:“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说白了,就是害怕讲政治招来杀身灭门之祸。公羊学家主张讲政治,却又不敢堂而皇之地明讲,而是战战兢兢地通过发明所谓圣人“微言大义”讲出来。这难道不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政治高压所产生的结果吗?龚自珍有诗句云:“避席畏闻文字狱”,“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当时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严重扼杀了人民的自由创造精神,这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的。

　　当然,清代公羊学的产生也有经典文化发展的内在原因。儒家经学虽称博大精深,但面对社会不断发展,它又会常常显得不敷时用。特别是经典受本文文字的制约,不可能不受限制地表达某种新思想。公羊学家声称发明圣人“微言大义”,实际上就是为了突破经典本文的文字限制,表达他们对于政治时局的一些新思想、新见解。

　　具体到庄存与本人而言,他当时倡导春秋公羊学的思想动因是什么呢?在庄存与的时代,虽然考据学如日中天,但已开始暴露出自己的缺陷:第一,考据学家反复宣传“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经路径,由此治经路径果真可以认识“圣人之道”吗?第二,考据学家为考据而考据,脱离现实政治,那么,儒者的价值关怀和政治理念怎样持守与落实呢?

　　庄存与找到了公羊学,认为公羊学可以克服考据学这两大缺陷。首先,公羊学重视从《春秋》中探求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圣人的“微言大义”实有在经典文献语言文字之外者,这就要求“于所书求所不书”。庄存与之倾心于讲求“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学,其思想深处乃出于对当时考据之风的不满。庄存与就曾在他所著《四书说》中说:“自分析文字,繁言碎辞,日益以滋。圣人大训,若存若亡,道不足而强言,似是之非,习以为常,而不知其倍以过言。”其次,公羊学强调政治参与,儒者应尽其匡时济世的职责。庄存与推重公羊学,就是要借公羊学的“大一统”主张,宣扬其“拱奉王室”的思想,这与他的皇子老师的身份是非常切合的。然而,在当时考据学风靡天下之时,庄存与的学术思想并不为学界所关注。他自己虽然对考据之学有所不满,但也并未公然揭橥一面与考据学相抗衡的旗帜。

　　在庄存与之后,当考据学走下坡路的时候,确有对考据学揭橥批判旗帜的,如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即是代表。但方东树所持的是宋学的立场,虽然他的《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的批判有许多中肯之处,但清儒已不可能追随他从汉学(考据学)的立场退回到宋学去,因为对清儒而言,宋儒那一套心性之学犹如昨夜的梦魇,如何可以再入?而既然干嘉汉学开始没落,那庄存与倡导讲求“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学,未始不是儒家经典诠释的一个可能的新方向。

　　况且,发明“微言大义”,考据学家也并非不能接受。因为“微言大义”是汉儒的一个普遍的说法,不仅今文学家如此说,古文学家也如此说,如作为古文学家的刘歆就曾说:“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而且近世讲“微言大义”的,也不自清代公羊家始,如明儒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巻三十《续问上》载:

　　问:“刘歆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夫果有‘微言大义’哉?”曰:“自六经四子,莫不有‘微言大义’。《诗》、《书、《语》、《孟》,大义悉于微言。《易·系》、《中庸》,微言详于大义。故由大义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

　　胡直当然也是相信有所谓“微言大义”的。还有“微言大义”又可分作两项说,有“微言”,也有“大义”。至于“微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大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古来并没有明确的指涉。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有“微言”,但不可以不相信有“大义”。这种种因素都构成庄氏春秋学可以传授并使人接受的理由。梁启超曾概述清代公羊学的授受脉络说:

　　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茫接董生(仲舒)”,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四

　　在我们看来,清代后期春秋公羊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略分四期:初期以庄存与为代表,二期以刘逢禄为代表,三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四期以廖平、康有为为代表。这四期公羊学的发展犹如俗语所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的。下面我们关于清代公羊学的四期发展特点作一简要介绍和分析。

　　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我们知道,春秋公羊学思想之所以成为晚清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武器,在于它具有社会变易和政治改革的思想内涵。但我们必须指出,庄存与在干隆盛世倡导公羊学时,更多地是强调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以表达他的“拱奉王室”的政治倾向,并未特别措意于公羊学社会变易和政治改革的思想。读者也许会问:如果庄存与本身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他的春秋公羊学思想怎么会成为日后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资源呢?我们相信,在庄存与的时代,不仅庄存与本人,即使他的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都未能预料到此后学术的发展走向。一种思潮的形成往往有较长的酝酿过程,在这当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刘逢禄是清代公羊学第二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也是清代复兴公羊学事业的关键人物。他潜心研究几十年,撰著了《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不遗余力地彰显和宣扬“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的公羊家法,成为清代公羊学理论的实际奠基人。就《春秋》经本文而言,我们不仅看不到“张三世”、“通三统”、“大一统”字样,也很难说其中一定有类似的思想。公羊学的这些解释不仅看起来“非常异义可怪”,从一种解释的态度而言也似乎有些“粗暴”。正因为如此,像孔广森、凌曙、陈立这些清代公羊学者,有意回避或抹煞这些义旨。而坚持公羊学家法的学者则肯定地认为,这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恰恰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张三世”所讲的历史进化理论、“通三统”所讲的社会变易理论、“大一统”所讲的国家体制理论,关系着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只有那些目光如电的思想家才能深刻地体会这些理论的重要意义,刘逢禄正是这样的思想家。由于他的努力,使由庄存与发轫的清代公羊学,至此发皇壮大,声势顿盛。

　　龚自珍和魏源是清代公羊学第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从他们开始,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龚自珍和魏源生活的时代,正当清朝统治由盛转衰之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衰世”的到来,向世人大声疾呼挽救社会的危机,传统的公羊学说在他们手里得到了改造,成为批判社会现实、呼吁变革的思想武器,因而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是一名才子,也是性情中人。他曾赋诗表达他从刘逢禄那里接受公羊学的喜悦之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后刘逢禄去世,他又作诗表示继续奉行公羊学的坚定信念:“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龚自珍学识博通,思想敏锐,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所著《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诸文深刻揭露当时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弊端,并称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预言社会将发生巨大变动。他的论议和诗文对当时学界有很大的震撼力。

　　魏源与龚自珍同为嘉道年间今文学健将。两人生活在同一时期,感情挚笃,对于学术思想变迁的认识和对所处时代的看法处处合拍。所不同处是,与龚氏锋芒毕露的政治批判精神相比,魏源的著述显得学术色彩更浓重一些。魏源撰有专治儒家经典的著作《诗古微》、《书古微》,又撰有历史著作多种。而且他在鸦片战争之后又生活了十余年,对于中国在这场历史巨变之后所面临的了解世界的迫切课题有深刻的认识,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说:“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他把“大一统”的理论视野放到了全世界。

　　廖平和康有为是清代公羊学第四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两人其始都是学问家,后来廖平走的是宗教家的路,而康有为走的是政治家的路。

　　廖平以其学术多变与恣肆怪妄著称于世。作为一位经学思想家,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传统经学与当时社会发展难以协调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可能亡国亡种的危机,如何建立起新的精神支撑,并有效化解当时日益深刻的社会新旧矛盾,为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探寻一条光明的前途,这是那时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廖平本是一介经生,他的经学第一变提出的“平分今古”的经学思想曾经赢得许多著名学者,乃至他的论敌的赞许。他的经学第二变提出的“尊今抑古”论直接启发康有为创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并对后来学术界的疑古辨伪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当时“风会之所趋,形势之交迫”,驱使他的学术研究必须考量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为了适应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学术思想一变再变,变得十分古怪离奇。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康有为倡导公羊学,是诉诸朝廷推行“改制”、“变法”,而他倡导公羊学,是诉诸民间要坚定和强化对孔子和孔经的信仰。为此,他的经学第三变提出孔子不仅创立“小统”说为中国立万世法,又创立“大统”说为全球立万世法。他的经学第四变创立“人学”和“天学”,更提出孔子不仅是全球万世之圣,而且是天体宇宙的立法者,把孔子说成全知全能的神,这就把孔子当作了人天大教主,把孔学变成了一种宗教神学。

　　康有为是晚清将公羊学推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代表人物。清代公羊学经历四代人的努力和上百年的发展,逐渐有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而此时,国事日非,特别是经历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列强环伺,国家和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社会要求改革图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祭起公羊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客观地说,儒家经学,包括春秋公羊学,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而言,其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是并不多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思想。虽然,康有为所主导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最终没有成功,但他对儒家经学所作的现代转化的努力,仍然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