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的会社组织发生于战国两汉，此后在曲折中发展，至明清达到了兴盛。形形色色的会社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更加复杂化，并在社会运行和演进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会社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会社作为社会史的一项专题研究，曾一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清会社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推进，成果相继涌现。本文拟对明清会社研究(秘密社会与行会是否属于会社组织尚存争议，故暂不纳入本文介绍)作一简要回顾，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明清会社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明清会社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随着科学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学者试图采用西方的学术理论解释中国的会社，涌现出一批成果，主要表现在庙会、文人结社及合会三个方面。

　　1、庙会研究。较早有顾颉刚先生，在1928年所主编的《妙峰山》中，收录了他本人、容肇祖、孙伏园、容庚等人的采风所得，其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最有价值，他从历史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香会作了详尽的探讨和介绍，追溯了庙会的起源、妙峰山香会在明清的主要情况，诠释了妙峰山进香活动的历史脉络，阐释了庙会的宗教、娱乐功能。此外，林用中、章松寿《老东岳庙会的调查报告》(1936年)和王宜昌编的《北平庙会调查报告》①，都部分涉及到明清时期庙会的考察。纵观这一时期庙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搜集、分析资料方面，多为民俗事象的铺陈。

　　2、文人结社研究。李元庚考察了望社②，朱倓先后对杭州读书社、南应社、桐城中江社进行了探析③。其中，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④最为突出，该书较为翔实地考证了明清之际的复社、几社等多种文人结社。这一时期的文人结社研究皆侧重于“考”，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在当时学术背景下曾兴起考据风气。需要指出的是，自李元庚以来诸先生所作的考证工作，为后来学者深入地进行这一方面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比如郭绍虞《明代文人集团》一文，旁征博引，搜罗整理明代诗社、文社达176家，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合会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宗培《中国之合会》⑤和杨西孟《中国合会之研究》⑥两书，其中王宗培对明清合会的种类、组织、会规与会利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探讨。王氏开中国合会研究之先河，后来关于合会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清会社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与深入，学术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投入到新时期的会社史研究之中。善会善堂史首先引起学界的关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⑦专辟一章对传教士在华的慈善事业作了重新审视。囿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顾著有关教会慈善事业的评介有些肯定的内容，总体上仍持否定态度。冯尔康也对明清慈善事业进行了探讨，论析了清代善堂的管理运作及其社会作用。特别需提出的是，张秀蓉《清代慈善事业之意理研究》⑧一文，对清代官方慈善事业的意识形态、非官方慈善事业的意识形态和传教士新慈善观的介绍与改变这三个方面有详尽论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一批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夫马进在明清善会善堂史研究领域影响很大。1982年，夫马进在《史林》杂志发表了《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同善会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地位》等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后连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夫马进又作了深入探讨，最后撰成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⑨。该书兼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立足社会福利事业和市民社会形成互相关联的两大层面，具体细致地揭示了善会善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形，善会善堂的形成结构、内涵，善会善堂行善的范围和运作实态，善会善堂与国家、行会、都市行政乃至地方社会的关系，善会善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影响，善会善堂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史、结社史、人际关系史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该书取材宏富，考辨有力，论述精辟，大大深化和推动了明清慈善公益事业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明清会社研究发展较快，成果纷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有关明清会社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陈宝良开中国会社通史研究之先河，他的《中国的社与会》⑩一书，全面、系统地考察会社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各类会社的功能、特点及管理运作，探析了会社产生的思想根源，认为会社都“源自‘人以群分’这种群体意识”。该书虽是通史性会社著作，但其大部分论述了明清会社，它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看作现阶段明清会社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标志。台湾学者梁其姿于1997年出版了《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⑾一书，该书全面而翔实地考察了明末到清中后期各类慈善组织产生、发展、衍变的动态过程，并以独特的视角对存在于善会善堂史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诸如雍正乾隆以后慈善组织制度化、官僚化、儒生化过程，以及有关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争论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是近年来明清慈善史研究领域中颇具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作品。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⑿一书，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为中心，分别就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清代江南市镇慈善事业、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与育婴事业图、清代普济堂的运营实态等诸多课题进行了考察，在勾勒出明清时期江南城乡慈善事业整体面貌的同时，对慈善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功能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赵世瑜于2002年出版《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⒀一书，该书大量运用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从问题意识到方法论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的研究以明清庙会为切人点，重点探讨了民间社会的信仰问题，许多论述给人以启发。何宗美《明末清初的文人结社研究》⒁一书，从文学视角，分别在晚明社会衍变与文人结社、复社与文学、遗民结社、流人结社等四个方面作了深入探讨。由于作者从文学角度审视文人结社，致使该书带有某些文学史印迹。此外，常建华、冯尔康《清人社会生活》⒂、周秋光《中国慈善简史》⒃、王世刚主编的《中国社团史》⒄等书都有专章叙述明清两代会社组织。

　　2、研究领域大为拓展，深度不断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学科的参与，扩展了会社的研究视野，致使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后发表有关明清会社方面论文已逾90篇，领域拓展到各种类型的会社，诸如政治性会社、经济性会社、慈善公益性会社、文化娱乐性会社、祭祀性会社、军事性会社等无不纳入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一些学者注意吸收历史人类学方法，注重田野考察及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与利用，往往选题微小而论证深刻；注意各种因素的横向联系与纵向变迁，思考和探讨过去会社研究未曾涉及的一些问题，例如华北庙会与江南庙会比较研究、徽州会社与宗族的关系、善会善堂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文会与会馆的关系、会社个案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专文，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和争鸣，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