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祥

　　【内容提要】农村钱庄是近代后期农村资金融通的重要方式，是全国钱庄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最初源于银钱兑换，但普遍产生和兴起则是农村商品经济和区域及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农村钱庄兴起的时间比城市钱庄稍晚，整体存续时间亦较短。鸦片战争前，农村钱庄依稀出现，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农村钱庄业全面形成，迅速壮大，1921-1931年间达于高峰。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银行势力不断向农村扩张，币制改革全面推行并最终完成，农村钱庄失却生存空间，急剧衰落。

　　【关键词】农村钱庄／货币兑换／早期钱庄／商品经济／商业流通

　　农村钱庄在近代农村旧式金融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同城市钱庄和城市金融业紧密相连，是全国钱庄业的有机成分。学人关于近代钱庄业的研究，集中于城市钱庄，且仅限少数口岸城市钱庄，广大农村地区钱庄业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

　　钱庄业的发展和兴衰，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世纪下半叶，当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的钱庄业蓬勃发展时，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无钱庄；20世纪初，当城市钱庄业被银行排挤、取代，开始走向衰落时，农村钱庄却在排挤、取代典当业，正处于发展高峰，在某些地区甚至一度与银行分庭抗礼。进入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被蚕食，银行不断向农村扩散，币制改革全面推行，农村钱庄也同城市钱庄一样，急剧衰落，不少地区完全消失。

　　近代农村地区的钱庄资料稀少，又十分分散、零碎，进行系统研究有相当难度，惟近年大量编纂出版的地方志，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这里主要利用这些方志资料，对近代农村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货币兑换和农村钱庄的起源

　　农村钱庄同城市钱庄一样，最初也是源于货币兑换。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市场的血液。明清时期，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的入侵和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农村商品经济和商业流通加速发展，但中国古老和紊乱的货币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致市场血液流通不畅，严重制约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清代货币制度是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度，银、铜两种金属以其本身的价值作为货币同时流通，但银两、银元和制钱、铜元的铸造以及名称、重量、成色、质量、规格极不统一。据民国初年的统计，全国各地通用的宝银名称、成色和重量达100多种，最多的如山东，就有16种，直隶有10种。①实体银两之外，又有“虚拟银两”，名目亦多。②各地银两的复杂和混乱，给交易、汇兑、资金解运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麻烦。有人统计，从江苏拨解一笔税款到甘肃作协饷，竟然要经过9次兑换。③相对于称量货币银两而言，作为单元货币的制钱，由官府铸造，以个计值，相对简明便利。不过实际流通价值仍因其本身重量和成色而异，但问题是各种制钱的重量和成色并不一致，封建政权甚至蓄意减低其重量和成色以谋利，从而加剧了制钱价值的差异和混乱。同时，各地制钱的计数规矩及习惯繁多。所谓“千文”，实际并非一千，而是几百，两者之间有一个差额，其大小不仅地区之间不同，即使同一地区也多种多样，④繁复至极。愈到后来，货币种类和流通习惯愈益复杂。到清末民初，货币种类除了银两、制钱，又有银元、毫洋和铜元，以及各种纸币和兑换券。货币种类和名目愈复杂，市场交易、人们经济往来所遇到的限制和障碍也愈多。农民通常出售少量农副产品，以及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多是铜钱或毫洋，而牛马等大型牲畜交易、土地房产买卖或交纳钱粮、地租(货币租)，通常只收银两或银元。农民必须将铜钱兑换成银两或银元，才能交租纳税或购买牲畜等。同时，包括银两、银元在内的许多货币的流通范围，也有诸多限制，往往在甲地流通的货币，到乙地就不被承认。⑤一些行商走贩所卖货款也多为散钱，返回携带不便，亦必须换成整钱。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钱币兑换才能解决。

　　随着农村商品交换、商业流通的发展，尤其是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人们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货币兑换愈加频繁，从事货币兑换的人数不断增加，逐渐成为一种行业。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专门替人进行银钱兑换的“钱挑子”、“钱摊子”、“钱匣子”、“钱桌子”。这是一些地区早期农村钱庄的萌芽。

　　贵州地区的银钱兑换业出现很早。宋、元后，货币兑换业已开始萌发。明末清初，省内少数民族习用白银，市场多以白银交易。银匠铺、银炉(又称煎销业)代为熔解、化验、鉴定，或以片银改铸银锭，或以大易小，以劣换优，银钱兑换业已成为市场交易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中介人。雍正至光绪初年，省内公私炉座竞铸铜钱，质量高低悬殊；清末民初币制混乱，银两成色不一，铜钱轻重各异，纸钞币值不稳，银钱兑换业者借以哄抬、抑压，扣取费用，从中渔利，进入银钱兑换业的黄金时代。银钱兑换业者，初始以铜钱数吊为本金，用绳索串成“钱串”搭在肩上，走街串巷，四处兜揽，藉以谋生。兑换对象以四郊农民为主，城镇居民次之。其后改在路边摆设“钱摊”，置条桌一张，有“钱板”数块，板上按银元、银辅币及铜元大小，凿成半圆形凹槽，每槽可装铸币100枚。这类“钱摊”，各县城镇随处可见。一些盐、米、杂货商铺亦兼营银钱兑换。

　　1933年“废两改元”后，贵州一些边远乡镇尚有少量银两、制钱和银元、铜元、纸钞同时流通。币种繁多，品质混杂。⑥银钱兑换业者利用不同币种材质、成色、比价及其变化，以及各地交通落后、行使货币习惯不同、某些币种的季节性需要(如春节期间各家各户需要大量铜元用作压岁钱和零星开支)等，贩运倒卖，操纵价格，牟取厚利，银钱兑换业一直十分活跃。如修文县，1935年前，主要流通银元、铜元和银毫等硬币，因含银成分不一，交换比值出现差异，银钱兑换业兴盛，经营者每逢集日，往来于县城和狗场坝、扎佐等集市，巡回兜揽，称之“吃措钱”。⑦

　　山西银钱兑换业的产生亦甚早。晋人擅于经商，山西一些小城镇，明中叶后即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商品交换和商业流通发达。人们在纳税、购物和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进行银、钱兑换，由此吸引一部分商人专门从事银钱兑换业。山西早期的银钱兑换机构叫“钱桌”或“钱铺”、“钱肆”。孝义、平遥等地，清代前期即有钱摊、钱肆、钱店。乾隆年问，孝义钱铺、钱摊“遍及城乡”。⑧

　　四川在清末民初时，各地银钱兑换和银两倾销行业都相当发达。光绪、宣统年问，巴县、成都城乡的钱铺、钱摊多达三四百家。永川县属，清末民初因商业繁荣，而交通不便，土匪猖獗，进出口商所收的银元、铜元必须换成美丰银行的兑换券或粮契税券，以便携带，钱摊曾旺盛一时。到1925年，全县还有钱摊20余家，大的有铺面，小的仅一桌一椅，一个铁丝网笼子，上层放置钞票、银元、毫洋之类，下层放着各种铜钱或小钱，既轻便又安全。忠县一带，1904年后，铜元、银元开始在市面流通，从事银钱兑换的钱摊随即产生，逐渐发展到11家，分布县城内外。⑨

　　其它各地都有银钱兑换业。

　　广西在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兑换银钱的找换店。进入民国，因流通货币种类增多，有铸币、纸币，还有外国纸币，为找换店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数量最多的是梧州、南宁，1934年分别有找换店68家和64家。桂林、柳州、龙州、玉林、百色找换店也不少。⑩广东中山，光绪年间有“钱台”，以收买白银、铜钱，兑换双毫、大洋、铜仙、外币为业。⑾河南鲁山，1897年后，有的商行、盐号开始兼营金融业务，有的集市设有“银钱桌”，买银卖银，兑换货币，从中赚取回扣。⑿江西萍乡安源，1903年开始出现“钱担子”，外形为二尺五六寸高、一尺五六寸见方的两个立柜，专门从事整换零或零换整的银钱兑换。⒀湖南湘乡县城和永丰、娄底、谷水、杨家滩等较大的市镇，民国初年有俗称钱贩子的现钱经纪，从事钱币兑换。⒁

　　随着银钱兑换业的发展，在四川、河北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以钱币兑换为主的“银市”、“钱市”。四川爽江，除县城四厢街道和各场镇散布的兑换店外，县城另有兑换店铺集中的钱市，兑钱点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垫江钱市设在轩辕庙，也是银钱兑换，本小设摊，本大开店；有专营，也有店铺兼办。⒂河北昌黎、乐亭、卢龙、抚宁、清苑等地银市(钱市)，最初也是源于货币兑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货币制度的演变，活动内容和性质逐渐发生变化，由银钱兑换转为货币投机或资金融通。⒃

　　在兑换业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钱桌、钱摊、钱挑子等，通过银钱兑换赚取佣金、差价和利润，逐渐增加资本，扩大营业规模与范围，在银钱兑换之外增加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部分钱桌、钱摊、钱挑子由此发展和演变为钱庄。

　　四川各地，早期钱庄、银号多从换钱业、倾销店发展、演变而来。1892年，巴县知县规定，流通的银两必须以新票银为准，外地流入的银两，必须改铸成新票银方准行使，倾销业顿行发达。1903年前后，四川自铸银元、铜元，市场流通的银两、制钱逐渐减少，银两倾销和银钱兑换业务萎缩，钱铺和倾销店利用其与商号的密切关系，兼营存放款业务，开始向钱庄、银号转化。四川首家钱庄“同生福”，就是在1896年由巴县一家钱铺改建的。同时，铜元、银元兑换业务兴盛，由此产生新的钱摊、钱铺，其后也逐渐演变为钱庄。如忠县、资中分别在1904年和民国初年开始出现的“换钱摊”，后来有的扩大营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从钱摊演变为钱庄，忠县还成立了“钱业公会”。⒄

　　贵州省内最初的钱庄，都是由钱摊演变而来。遵义刘某，先由换钱摊起家，后来身背钱袋，走街串巷，经营短期高利贷款，因无固定门面和正式招牌，俚称“过街银行”。1896年，黎平县官银铺主持人自办银钱兑换业务，辛亥革命后在县城开设商号，兼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实际上就是一家钱庄。1899年开始设于贵阳南门的一家银钱兑换铺，约在1923年扩大规模，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改称“钱庄”。⒅

　　山西在道光后，一些本钱较多的钱桌、钱铺、钱肆，相继发展为钱庄。他们扩大和增加业务，除了银钱兑换，又替商户保管货币，并受托办理商户支付事宜，签发钱帖、钱票，成为各商支付中介。同治光绪后，一些大的兑换商又将代管的钱币出借，经营存款和放款业务。这样，货币兑换商又从支付中介发展为信用中介。⒆

　　山东阳信，钱业机构在清末称“钱桌”，民国初年改称“钱铺”，后又改称“钱庄”或“银号”。⒇名称的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钱桌到钱铺、钱庄的发展、演变过程。

　　广东惠阳、高要、潮阳、揭阳等地的钱庄，都是由小型兑换业发展而来的。潮阳的银钱找换业者最初在县城和集镇摆摊，继而扩大业务，发展为找换店，专营银钱找换，也有的兼营存贷业务，逐渐发展为钱庄。在揭阳，钱庄又称“银钱庄”或“汇兑庄”，也是从银钱找换和汇兑发展而来。高要自1888年后，因广东自造银元，印制粤钞(俗称“毫券”)，出洋华侨及进口洋货渐多，商家自开银铺，经营银两、银元以及各种洋币的兑换，后来这些银铺逐渐变为钱庄。[21]

　　福建龙溪、海澄一带，清末有专营银毫、铜钱兑换的“钱柜子店”(也称钱店)。进入民国，市面纸币、铸币相间流通，货币兑换业务减少，钱店受到冲击。到1915年，钱柜子店纷纷停闭，或转营钱庄、银号，于是出现了首家钱庄。[22]

　　江西新淦、兴国、浮梁，湖北黄冈等地的钱庄，前身不少也是钱店、钱铺，最初只是兑换银钱，后来才增加存款、贷款，名称亦随之发生变化。新淦钱业商，清末称“钱桌”，民初称“钱铺”，后来逐渐改称“钱号”或“钱庄”，并按规模大小和业务范围分为汇划庄、钱号、零兑庄三等。铅山钱庄中，资本最多的4家均超过20万元，但最初都只兑换零星银钱，后来才增加存放款业务。兴国的钱店也是源于零星银钱兑换，以后逐渐发展到存款、抵押、放款、出票、汇兑以及买卖金银、银元等。浮梁大部分钱庄集中于景德镇，清代中期，各地商贾云集于镇，商贸活跃，工商行号、钱庄、票号鹊起，其中帐帮源于民间高利贷，钱庄源于兑换业，票号源于汇兑业。[23]湖北黄冈的钱庄，也都是由单纯兑换扩大到经营存放款而演变产生。[24]

　　资料显示，钱摊、钱铺是钱庄的先驱和萌芽，许多地区最初的钱庄，都由钱摊、钱桌、钱挑子、钱铺、钱店等发展演变而来。农村钱庄产生后，各地发育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低不一，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钱庄业发展到了较高水平，钱摊、钱桌等初级状态的金融机构已被钱庄取代，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在近现代文献中，已不见踪影(也许该地钱庄并未经过钱桌、钱摊的发展阶段)。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山西部分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况。前述福建龙溪、海澄，自1912年后，原来专营银钱兑换的“钱柜子店”纷纷停业，或转营钱庄、银号。到1929年，两县有钱庄五六十家，而钱店消失。广东中山，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乡民出洋谋生日多，侨汇增加，小榄又有生丝出口，推动了银钱业和汇兑业的发展，以及“钱台”的演变。除部分钱台转换为银钱庄外，华侨投资开设钱庄亦多，先施、永安两家百货公司亦在县内开设银业部，办理储蓄、保险和抵押贷款。1924—1930年，全县有银钱庄号48家，原有钱台被迫退出历史舞台。[25]

　　山西晋中地区，清代初期，各县遍设钱铺，为商民办理少量银钱存放款或零星兑换。到清中叶，钱铺营业范围扩大，资本增加，名称改为钱庄或银号，并在有的地区取代了钱铺(钱肆)。如交城，清末有钱铺数家，民国初年，随着皮毛生意的兴旺，又增加12家。到1921年，钱铺全部被银号取代。孝义在乾隆时“遍及城乡”的钱铺、钱店(或钱摊)，以后逐渐发展为专业钱庄。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的更由钱庄改组为规模更大的“银号”。另外又有专司工商业户存放款业务的“帐局”，钱店、钱摊被彻底淘汰。[26]

　　四川泸县，清末民初，城乡均有钱庄(钱铺)，仅县城大小河街至东门口即有15家，乡场也很普遍。自钱庄、银行兴起，钱铺即被挤垮而消失。[27]

　　第二种情况，钱庄已经发育、形成，但钱摊、找换店继续存在，形成钱庄和钱铺、钱摊、找换店并存局面。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少数地区，其他各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地区，就是如此。有些地区钱庄和钱铺、钱摊的区分亦不甚明显，连名称也相当含混，如河南淇县，钱庄亦称银号、钱铺、钱桌；山西孝义，钱庄也称钱铺、钱店。[28]

　　江苏江都，清末民初，随着米业、木业的发展，资金周转加速，钱庄兴盛，但钱铺、钱摊仍存。民国初年，米镇仙女庙有钱庄30余家，钱摊子亦达20余处。[29]

　　广东潮安，银钱庄始于20世纪初，1920年后，商号兼营银钱庄日多，1925年后，因废银两为银元，废制钱为铜仙，货币相对单一稳定，兼营的银钱庄逐渐变为主营，1930年进入全盛期，不过找换店仍占有一定比重。该年有票庄12家，息庄41家，收找店23家。[30]潮阳、龙川情况相似。潮阳一直是钱庄、收找店并存。晚清至1939年沦陷前，全县先后开设过15家钱庄，同时在1941年前，全县有收找店23家；揭阳在钱庄产生和发展起来后，县城和集镇仍有找换摊点，不过其地位发生变化，由先前的钱庄“先驱”变成了“附庸”；龙川在清末至民国期间，主要集镇均同时设有钱庄和钱铺。[31]

　　江西浮梁钱业的特点是，钱庄产生时问早，数量多，种类齐全。景德镇早在明末清初即有钱庄，1912—1927年间，全县钱庄多达80余家，除景德镇外，其它集镇和商品集散地，都有钱庄。根据资本大小，钱庄分为福、禄、寿三个字号(等级)，另有资本较小的“水钱庄”，以及资本更小的钱摊，又分为固定钱摊和流动钱摊两类。后者走村串户兜揽生意，俗称“钱贩子”。[32]

　　湖南望城县，民国初年，钱庄有设固定门面、流动和商行附设等3种形式。所谓“流动”，也是走村串户的钱贩子。祁县光绪初年已有钱庄。1919年有钱庄11家，但还有不少钱贩子。1936年县城有钱贩子10余家，有专营，亦有兼营，以一桌一椅摆于街道或市场，进行货币兑换，也有的经营借贷业务。[33]

　　四川金堂，据统计，1924—1945年间，有钱庄l2家，资本45100元，钱铺、钱摊46家，资本45200元。二者资本实力不相伯仲。绵阳、江油、三台、安县等地，钱业中规模较大的，早期称银号、帐庄，后来称钱庄；规模较小的称钱店、钱摊。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钱店、钱摊十分普遍，各县城乡都有，少则一二十家，多则四五十家。据1936年的调查，三台全县有银钱业57家，股本法币30—200元。显然绝大部分是钱店、钱摊。[34]

　　贵州农村地区钱庄数量不多，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是钱庄和钱铺、钱摊并存。据不完全统计，赤水截至1940年，先后开办的钱庄有10家，钱铺、钱摊亦有10家，遵义则除了钱庄，同时还有流动钱贩。[35]

　　陕西陇县，钱庄分为汇划、挑打、零兑庄3种，汇划庄是大钱庄，并能发行庄票，还有汇划总会。挑打庄是小钱庄，零兑庄仅能兑换辅币，亦即找换店。[36]

　　黑龙江呼兰，20世纪初，钱业除钱庄外，还有“钱桌子”(俗称“钱匣子”)。1926年县署规定，钱桌须商户作保，每桌每月交费4元，当时登记的钱桌有10张，次年增至15张，1928年有12张。[37]

　　第三种情况，钱业的发育、形成尚停留在货币兑换和小额借贷阶段，只有钱店、钱摊、钱桌子等，而未有钱庄产生。

　　这种情况在钱庄业较发达的沿海及东南地区，已经罕见，只有少数或个别县区存在。如江西宜丰，没有专营钱庄，只有附设于商号的钱铺，一般设于纸行、货店。[38]西南、西北各省，则有不少地区仍停留在货币兑换阶段。

　　广西临桂、永福、灌阳、龙胜等地，都主要是兑换钱摊。临桂在嘉庆年间，已有9家钱铺，清末增至24家，但未见钱庄。灌阳在民国时期，县城有银铺兼营的钱柜，办理兑换业务，但业务量不大，亦无钱庄。永福县城虽有几家“钱庄”，但资金微薄，仅在圩期摆摊设点，经营小额兑换业务，称作“钱摊”更确切。龙胜则仅有1家钱币兑换店。[39]

　　四川夹江，民国时期县城有钱市，兑钱点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四城街道还有不少分散的兑钱店铺，各场镇亦有，数量仅次于县城。但这些兑钱店铺始终没有发展扩大为钱庄。[40]丹棱、南部等县情况大致相同。南部县城乡，清末民初均有换钱铺和换钱摊；丹棱钱业经营，资本少者摆摊设点，资本多者开设店铺，但两县均无钱庄。[41]

　　至于云南、贵州等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不仅钱庄少见，兑换摊点也不多。云南蒙自、江城，只有兑换摊(所)，而无钱庄；梁河也只有商店兼办的汇兑。[42]前述贵州修文，虽然被称之为“吃措钱”的兑换业相当兴盛，但始终未有钱庄，1935年后，兑换业亦消失。[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