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峰

　　西汉王朝后期，帝制专制政治的痼疾开始发作，吏治残暴，草菅人命，贪污盛行，施政黑暗。同时，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合流为一，结成一个社会上层贵富集团。贵富集团既“贵”又“富”，既有“权势”又有“财富”，是一个强势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恃权骄横，欲壑难填，“兼业颛（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疯狂地进行土地兼并和财富积聚。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丧失土地，无以为生，乃至卖妻鬻子，或者沦为贵富集团的徒属、奴婢，“律比畜产”，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哀帝时，广大劳动人民已是“有七死而无一生”，小规模的起义不断发生。西汉王朝统治危机日益加重，许多人已对刘氏王朝悲观失望。在这种形势下，外戚王莽趁机夺取皇权，废汉自立，改国号为“新”。王莽建立新朝后，立即宣扬“托古改制”，假托《周礼》设计推行了一系列改制，史称“王莽改制”，冀以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挽救统治阶级的统治。王莽改制推行了多项新的政策法令，以下仅对改制推行的“五均六莞”政策加以述评。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颁布了五均诏令：“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五均政策是王莽推行的城市工商业经济管理政策。它在首都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共六大城市设置五均官，原长安东市市令、西市市令以及洛阳等五城的市长，均更名为“五均司市师”，其下再设置交易丞五人和钱府丞一人。五均机构的职责，主要有：

　　1、“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即各司市要以本市场四季中间一个月（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交易价格为基础，根据商品上中下三种质量，制定出上中下三种价格，称为“市平”，作为指导和干预市场交易的标准价。各地的市场物价，允许有差别。

　　2、“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即如果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供大于求而出现滞销，由各市均官按其本价予以收购，不要让出售者亏本。当市场物价超过“市平”价格时，由均官按照“市平”价格出售所掌握的货物，促使市场物价回落。当市场物价低于“市平”价格时，则不予干预，以防止囤积居奇行为。

　　3、“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即民众因为祭祀、丧葬缺少费用时，可向五均司市师所属之钱府借贷，不付利息，但用于祭祀的借贷必须在十日内归还，用于丧葬的借贷必须在三个月内归还。凡欲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缺乏资金者，也可向钱府借贷，按其经营所得的利润收取利息，一年利息的收取不得超过其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

　　4、“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即开采金银铜及采捕龟贝的工商业者，要把产品及所得向司市钱府如实申报，由司市钱府以时收购，实行国家购买。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还“初设六筦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实行制盐、冶铁、酿酒、铸钱的官府垄断经营，征收山林川泽渔采之税，进行官府商业买卖和高利贷经营等。

　　五均，加上官府垄断经营制盐、冶铁、酿酒、铸钱和征收山泽之税，合称为“六筦”。筦者，管也，指由政府对经济进行管理操控。王莽在谈到为什么实行六筦时，阐述了如下道理：“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管理）之。”所述虽无理论创新，但简洁明了，切中要害。

　　客观地说，五均六筦政策有着合理的成分，有着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贫富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确有为普通民众利益着想和限制社会上层贵富集团剥削压迫太甚的考虑。这些政策有着明确的抑制兼并作用，通过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垄断经营和强力管制，把原先主要掌握于社会上层贵富集团手中的盐铁酒经营、山林川泽、商业贸易等利益，夺归国家掌握。王莽标榜实施这些政策以“齐众庶，抑并兼”，并非完全是官样文章。五均六筦政策若能有效实施，也能较好地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但是，王莽推行五均六筦政策更为根本的目的，在于更多地搜刮攫取社会财富，以服务于王朝财政，不是真正地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推行。

　　正是因为这样的更为根本的目的，使五均六筦政策迅速变成了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搜刮政策——“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紝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征税可谓多如牛毛，搜刮之苛刻甚为惊人。结果，“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不仅损害了社会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损害了社会上层贵富集团的利益，越来越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五均六筦又是典型的运用国家政治权力进行经济统制和财富聚敛的政策措施。以政治权力干预操控社会经济，以政治权力攫取工商业利润，政治权力和工商业赢利结合在一起，一则势必破坏商品流通规律和价值规律，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再则也势必会产生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等种种弊端，加剧政治黑暗。《汉书·食货志》载：“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愈）病。”许多原先的工商业主被任命为负责五均六筦事务的政府官员，遂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与地方郡县官吏狼狈为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进行财务造假，中饱私囊。结果，“百姓俞病”，愈加民不聊生。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被逼而反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王莽不得不下令废止五均六筦政策等，冀以缓和局势，但这时“天下溃畔”，已经无法拯救王朝覆灭的命运。第二年，王莽建立的新朝即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短命速亡。

　　王莽本人既是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新朝仅仅存活了15年，是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王莽改制最终失败，有着多种原因，比如指导思想上一味托古、空想幼稚、制度不健全及执行失效等，更主要的则是改制以聚敛财富来充实王朝财政作为最根本目的。这样的根本目的，再加上强力运用政治权力干预操控经济，其结果必然是不仅不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反而会使社会经济遭受王朝财政的敲骨吸髓式的吞噬而迅速崩溃，势必弄得民怨沸腾，随之政权崩溃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