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 白新良

　　清代“大一统”的新观念

　　在我国历代王朝中，清朝是最值得重视的少数几个王朝之一。她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集历代之大成，取得了多方面远迈前人的成就。其中，最需要大书特书的业绩，就是提出“大一统”的新观念，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传统旧观念，成功地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一国多制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是孔子著《春秋》阐发的政治理念。如《礼记》为“大一统”做了最通俗的解读：“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此即大一统之义也。”据此可知，“大一统”的含义，即天下统于一个政权，一个政权统于一“主”。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高度评价“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强调“大一统”是社会运行的一条法则，古今通用的准则，“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上引见《汉书》）历代政治家们皆以“大一统”为其政治理想，以统一国家为己任。因此，不论国家分裂多久，迟早会归于一统。很可惜，迄今研究孔子及儒家学说，很少提及“大一统”，更谈不上研究。当然，清朝实践“大一统”也不被人们所认识，不能对清朝做出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儒家所主及历代皆实践的“大一统”，存在严重缺欠，这就是把“四夷”的少数民族排除在外。春秋时期所倡“大一统”思想，可以概括为“尊（周）王攘夷”，正如汉代史学家班固所解释：“帅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兴复中国，攘却夷狄。”这就把“夷狄”排斥在“大一统”之外，此即“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又有“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说，将华夏后来称汉族者视为“内”，周边少数民族为“外”。将两者严格区分内外，故其“大一统”，重在“诸夏”的统一，而“夷狄”则是“诸夏”的附庸。秦始皇筑长城，成为区分华夷的一道新的天然分界线。《汉书》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长城即“为中国之竟（境）界也”。自秦以后，直至清以前（元除外），历代固守长城，成为千百年来“华夷”的分界线，“大一统”则止于长城脚下。但是，历代并不放弃“夷狄”，恰恰相反，他们将“夷狄”收为附属，实行朝贡制，与中央王朝保持臣属关系。从广义上说，居住在边疆地区——长城以外的民族也涵盖在“大一统”之内，却不是完全的、彻底的“大一统”，属于形式上的“大一统”。因此，历代“边患”不绝，征伐不断，战事不息，就在于这种形式上的“大一统”，并没有真正将边疆与民族实行如内地郡县制的管辖制，每当中央衰落，或“夷狄”强盛之时，就会发生“内忧外患”。

　　可见，“大一统”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民族问题。直言之，唯有解决少数民族的真正统一，也就真正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在清以前，都没有解决这个困扰历代王朝千百年的“老大”难题。

　　在简要地概述“大一统”的起源、涵义及历代实践之后，我们才认识到清朝实践“大一统”的划时代的意义。

　　清朝“大一统”的思想，源起于清入关前时期。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占据辽东，掠汉人为奴，“诛戮汉人，抚养满洲。”努尔哈赤严格区分满汉，排斥汉族。他是站在满族的立场上，视汉族“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同样是“华夷之辨”的一种民族观念。皇太极即位后，明确地表达他的民族新观念。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无论是法律审判、承担差徭及公务，满汉人不得有差异。10年后，他进一步重申：“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即平等对待。他把他的民族新观念，皆付诸实践。如，改善汉人的生活状况，给汉人以新的社会地位，优礼汉官，吸收到国家各级政权，等等。后金转危为安。皇太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重大变化。不仅壮大了后金的实力，而且也为未来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开其端，奠定坚实的基础。实践很快证明：清入关后，他的子孙们承袭他的民族新观念，不断突破“华夷之辨”的旧传统，把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顺治帝不只是继承了皇太极的皇位，更重要的是，继承其新的民族观，并把它发扬光大。他君临天下，面对远比东北地区更为广大的汉人，反复倡导“满汉一体”的新观念。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他指出历代“专治汉人”，排斥“四夷”，实际就是对“华夷之辨”的批判，引导“满汉官民，俱为一家。”

　　康熙帝又把前辈们的“大一统”事业推向前进，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他所说的“天下”，包括满、汉、蒙及其他各民族，视为“一家”，体现出“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大民族观。这就与历代汉族王朝所主的“汉人天下”观划清了界线。他的一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就是于康熙三十年宣布废除长城：从此不再修长城，长城万里不再设防。废长城，也就撤除了分隔“华夷”2000年的一道藩篱，取消了分别“内外”的界线，也就使“华夷之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实现了康熙帝的“中外一视”的政治理想！

　　从理论上批判“华夷之辨”，正确阐述“大一统”思想，当推雍正帝。《清世宗实录》、《大义觉迷录》等典籍已记录了他的精彩论述。这里，只摘引几句：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追根溯源，“华夷”各族，自尧舜以来，皆属“一家之人”，如“满、汉各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国）外之分别也。”各民族之人，只有“籍贯”之不同，不能分为“中外”。他痛斥著名学者王夫之、吕留良等人鼓吹“华夷之辨”，说：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们指“夷狄为异类”即“禽兽”。雍正帝斥为谬言，指出：人与禽兽之分，在于能否行“伦常之理”，岂能以华夷——不同民族“而区别人禽”呢？

　　雍正帝的理论批判和阐述，这在300年前，实为前人所未发，为同时代人所未识。雍正帝不愧为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

　　雍正帝的论证，标志着清朝民族“大一统”新观念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是对儒家“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的发展。清朝坚持“大一统”，为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清朝的民族新观念及其政治实践，在今天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关于清朝历史定位的思考

　　民国元年前后，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革命党人和学术界进步人士皆对二百余年的清朝统治持否定态度。而今清朝灭亡已近百年，以客观态度重新审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便成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我认为，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诸方面，较之于此前历代王朝，清朝均有超越。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统治者即树立了统一全国的勃勃雄心。明朝灭亡后，在摄政王多尔衮统率下，清朝统治者立即挥师入关，着手实现统一大业。历经数十年经营，不但将明朝旧有疆域悉收版图，还将长期割据的少数民族政权逐一清除并成功地抗拒了沙俄入侵，将广袤的边疆地区置于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之下，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这些成就，不但中国古代割据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难于望其项背，也大大超越了所有统一过全国的汉族王朝。进入近代以后，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清朝政府又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尽管由于社会制度落后，这些抗争屡屡失败，但却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瓜分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梦想，为数亿中国人民及其后代子孙保存了可供生息繁衍之地。就此而言，清朝政权功不可没。

　　此前，受儒家内华夏而外夷狄传统思想影响，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皆将环据中原地区四周的少数民族视同犬羊禽兽，以致国内民族关系长期紧张并多次发生民族冲突和战争，给各族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体所建立的全国政权，早在入关之前，清朝政权即重用汉官并通过联姻方式与蒙古各部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统一全国之后，又采取措施，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并将联姻推及准噶尔、回疆，吸收各族政要参与中央、地方政权管理，从而彻底改变了此前历代王朝通过军事征服实现民族融合的旧方式。这些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加快了境内各民族融和的进程。正是因此，进入近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境内各民族志士仁人和数代先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前仆后继，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形成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就增进民族团结、促成中华民族最后形成而言，清朝政府这些成就亦可圈可点，功在千秋。

　　还需指出，在实现中国古代向近现代过渡、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清朝亦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入关以后，为了统治人口逾亿的中原人民，数代清朝皇帝饱怀忧患意识，异常勤政。经过长期摸索，对旧有统治机构、制度、政策进行改革。其于机构改革如于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另设军机处，并将之作为政权中枢，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其于传位制度，则摒弃实施两千余年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改行秘密建储，保持了政局长期安定。其于中枢决策则皆经多重机构反复商议而后付诸实施，从而避免盲目性、随意性，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其于文书运行则于原来渠道之外，另创廷寄、奏折，以使信息输送更加准确、及时。

　　对于民生，清朝历代统治者亦极为关注。雍正间推行地丁合一制度，最终取消了实施上千年的人头税，使得赋役负担更加合理。终清朝一代，长期推行劝垦政策，推广优良、高产品种、提倡改进耕作技术等项政策使得耕地面积增加、产量提高。对于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修建江浙海塘工程，亦态度积极，认真负责。此外，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还多次大规模蠲免钱粮，赈济灾民，施行救荒政策。所有这些，使得社会长期安定，经济发展，人口激增，由明朝末年的一亿左右增至四亿以上，国民经济总产值一度雄居世界之首，具备了一个国际大国所必需的要素。同时，还重视教育，编修群籍，文化事业空前繁荣，社会文明程度较之前代大有提高，亦为后世保存了可贵的古代文化遗产。进入近代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抗争过程中，又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创办近代工业，并进行变法维新，着手政治改革。正是这些，推动了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并最终完成了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过渡。

　　当然，由于清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又达二百余年，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其主要者，一是因其原来社会发展阶段颇为原始落后，入关之初，在一定范围内，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长期存在。二是封建专制制度加强，监察机构职能薄弱。尤其是雍正间实行台省合一，取消监察机构批评最高统治者的权利。凡此，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进步。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如此突出贡献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清朝仍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