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王国平

　　对于南宋朝（公元1126—1279年，历时153年，是中国古代历时较长的王朝），人们普遍认为其军事上妥协投降、屡战屡败，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但仅仅停留于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认识一个王朝，我们不能就此驻足不前、人云亦云，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南宋进行全面、辩证、深入、系统的研究，作出客观、合理、公正、科学的评价，“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这样，在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近千年后的今天，对于与南宋临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杭州来说，方可更好地传承丰富的古都遗产，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吸取有益的精神元素，不断充实千年古都的内涵，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杭州生活品质之城。

　　一、在政治上，不但要看到南宋王朝外患深重、苟且偷安的一面，更要看到爱国志士精忠报国、南宋政权注重内治的一面。

　　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时代。南宋王朝长期处于金朝、蒙元等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为此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宗泽、韩世忠、岳飞、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从政治制度上看，南宋时期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枝弱”的时期。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二、在经济上，不但要看到南宋连年岁贡不断、赋税沉重的状况，更要看到整个南宋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一面。

　　从农业生产看，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由于南宋政府采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使江浙地区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从手工业生产看，南宋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时期，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朝，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造船业得到空前发展。从商业发展看，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和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0个以上，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三、在文化上，不但要看到封闭保守、颓废安逸的一面，更要看到南宋思想学术和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一面。

　　日本学者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另外，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一是宋词在南宋达到鼎盛，著名词人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二是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三是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四是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五是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我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四、在科技上，既要看到整个宋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地位，又要看到南宋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杰出贡献。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南宋的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南宋对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的贡献。南宋时的指南针已从指针发展成罗盘针，并将它应用于航海上，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中国古代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推广也始自南宋。南宋开始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出现了目前世界上第一部活字印本。南宋在农业技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农书》和柑橘专著《橘录》，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菌类专著《菌谱》、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和有关梅花的专著《梅谱》。南宋在制造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欧洲人在18世纪时才发明），是我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南宋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南宋在数学领域的巨大贡献。杰出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比西方早500多年。另一位杰出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我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南宋在医药领域的重要贡献。南宋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它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我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五、在社会生活上，不但看到南宋一些富豪官绅生活奢华、挥霍淫乐的一面，更要看到南宋政府关注民生、注重民生保障的一面。

　　南宋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在租佃制下,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而不必承担其他义务。客户直接编入国家户籍，而不再是地主的“私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南宋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在手工业作坊中，工匠主和工匠之间形成了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新的经济关系推动了南宋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南宋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坊郭户”是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作为法定户名在两宋时期出现，标志着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市民阶层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南宋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完善。一是“荒政”制度。就是由政府无偿向灾民提供钱粮和衣物，或将钱粮贷给灾民，或将灾民暂时迁移到丰收区等。二是“养恤”制度。南宋政府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院、慈幼局等。三是“义庄”制度。义庄主要由一些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用其秩禄买田置办,义田一般出租,租金则用于赈养族人的生活。

　　六、在地位作用上，既要看到南宋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地位，又要看到南宋对后世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南宋对东亚“儒学文化圈”和世界文明进程之影响。南宋儒学文化传至东亚各国，与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南宋帝国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宋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上。培根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南宋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之影响。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两宋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南宋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深受南宋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使其从文字到思想、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均呈现出汉化趋势。南宋奠定了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南宋时期，理学被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并一直垄断元、明、清三代思想和学术领域长达700余年，其影响之深广，在古代中国没有其他思想可以与之匹敌。南宋对杭州城市发展之影响。南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发展，使临安成为12—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直到今天，杭州和杭州人都带有南宋社会的历史印迹。京城临安，是一座世界级的“华贵之城”。从州府上升为国都，这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里程碑。经过100多年的精心营建，临安已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成为当时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城市规模已名列十二三世纪时世界的首位，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京城临安，是一座繁荣繁华的“地上天宫”。临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全国商业最为繁华的城市和全国的文化中心。今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间天堂”，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和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京城临安，是一座南北荟萃的生活城市。南下的中原文化全面渗透到本土的吴越文化之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表现在语言、饮食、休闲安逸的生活氛围等方面，并影响至今。临安的社会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和谐相处的社会，临安的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临安的生活是中原风俗与江南民俗相互融合的产物。

　　七、挖掘古都遗产、丰富古都内涵，推进“生活品质之城”建设。

　　1.传承南宋“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引领“和谐创业”，提升杭州经济生活品质。南宋“富民”思想、“经世致用”务实精神和“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国策，推动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经济活动，同时大批北方中原工商业者南下江南，则进一步促进了南宋经济的繁荣。发达的南宋经济是多元交融、开放兼容、创新创造的经济，是士、农、工、商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渗透、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多元创业、中原经济与江南经济相互融合、中外交流交换交融的经济。杭州，要保持城市综合实力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经济生活品质，就应吸取南宋学者“富民”思想的合理内核，秉承南宋“经世致用”和“开放兼容”精神，坚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并重，推进“和谐创业”，实现内生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的和谐发展。今天我们传承这一精神，就要以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姿态，干实事、求实效，开拓创新，将儒商文化融入到经济建设中，放心、放手、放胆、放开发展民营经济，走出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就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宏大的气魄，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提高杭州经济国际化程度，把杭州建设成为21世纪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享誉国际的历史文化名城、创业与生活完美结合的国际化“生活品质之城”，不断提升杭州的经济生活品质。

　　2.挖掘南宋“精致开放”的文化特色，弘扬“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提升杭州文化生活品质。“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是杭州城市文化的最大特色，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从“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和吴越文化中去寻找。但南宋文化集中展现了“精致和谐、多元开放”的人文特色。南宋时期，临安不但出现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南宋文化与海外文化的大交流，形成了多民族的开放融合、多元文化的和谐交融，不但使南宋经济呈现出高度繁荣繁华，而且使南宋文化深深融入临安人的生活之中，也使杭州城市呈现出精致精美的特色。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工艺产品精美绝伦，饮食菜肴细腻味美，园林建筑巧夺天工。正是因为南宋临安具有“多元开放”的气魄，和“精致精美”的特色，两者相互渗透与融合，使杭州的城市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既是对杭州历史文化的高度提炼，是“精致精美”、“多元开放”的南宋人文特色的高度概括，也是市委、市政府在新世纪立足杭州发展现实，谋划杭州未来发展战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思维的结果。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杭州不仅要挖掘、重振南宋“精致精美”、“多元开放”的人文特色，使传统特色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而且要用“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精神来增强杭州人的自豪感、自信心、进取心、凝聚力，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更宽的胸怀和视野、更大的气魄和手笔、更强的决心和力度，再创历史的新辉煌。

　　3.借鉴南宋“寒门入仕”的宽宏政策，推进“共建共享”，提升杭州政治生活品质。南宋采取“崇文优士”的国策和“寒门入仕”、网罗人才的做法，制定保护文士措施，以宽松、宽容的态度对待文人士大夫，使之与北宋并为封建社会中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同时，由于“寒门入仕”通道的开辟，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工商阶层、平民百姓出身的知识分子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这种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政策，为政权的巩固、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和知识支撑。杭州应借鉴南宋“尊重文士、重用文臣”的做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营造“凭劳动赢得尊重、让知识成为财富、为人才搭建舞台、以创造带来辉煌”的氛围，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创造一流业绩，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真正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待遇留人，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爱护人才，并将政治、业务素质好，具有领导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大胆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应借鉴南宋“寒门入仕”、广开言路的做法，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坚持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按照“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要求，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真心实意地听取并吸收各方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切实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围绕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

　　4.借鉴南宋“体恤民生”的仁义之举，建设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提升杭州社会生活品质。南宋继北宋后继续倡导“儒术治国”，信奉儒家的济世精神，在社会领域里初步形成了“农商并重”的格局，“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较以往相对平等；在思想学术领域，“不杀上书言事者”，使士大夫的思想言论较以往相对自由；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农民与地主、雇工与手工业主都较宋代以前相对松弛；在社会保障制度上，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社会福利措施，各种不同人群较宋前有了更多的保障。整个两宋时期长达320年的统治过程中，尽管周边先后有契丹（辽）、西夏、吐蕃、金、蒙古等政权的威胁，百姓负担也比前代沉重得多，但宋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少于前代，这与当时人们社会地位相对平等、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家庭问题处理妥当不无关系。南宋社会“关注民生”、“同情民苦”的仁义之举，尤其是针对不同人群建立的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杭州今天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也有借鉴意义。建设“生活品质之城”，就必须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发扬民主，关注民生，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让人民检验”的理念，就必须把老百姓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树立起“亲民党委”、“民本政府”的良好形象。既要关注城市居民，又要关注农村居民；既要关注本地居民，又要关注外来创业务工人员；既要关注全体市民生活品质的整体提高，又要特别关注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生活品质的明显改善。要始终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安危冷暖、生老病死，让老百姓能就业、有保障，行得便捷、住得宽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办得了事、办得好事，拥有安全感、安居又乐业，让全体市民共创生活品质、共享品质生活。

　　5.整合南宋“安逸闲适”的环境资源，打造“东方休闲之都”，提升杭州环境生活品质。杭州自然山水环境得天独厚，经过南宋100多年来“固江堤、疏西湖、治内河、凿新井”、“建宫城、造御街、设瓦子、引百戏”等多方面的措施，生态环境、旅游环境、休闲环境大为改观，极大地丰富了杭州的旅游资源。南宋为我们留下的不但是一面“南宋古都”的“金字招牌”，还留下了“安逸闲适”的休闲环境和休闲氛围。独特的自然山水、休闲的环境氛围，使当年南宋都城临安人注重生活环境、讲究生活质量、追求生活乐趣。今天的杭州人懂生活、会休闲，讲究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品质，都可以从南宋临安人闲情逸致的生活态度中找到印迹；今天的杭州正在推进新城建设、老城更新、环境保护、街区改善等工程，都可以从南宋临安对“左江右湖、内河外河”的治理和皇城街坊、园林建筑的建设中得到有益启示。杭州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就必须重振“南宋古都”品牌，充分挖掘南宋文化遗产，珍惜杭州为数不多的地上南宋遗迹，进一步实施好“西湖”、“西溪”、“运河”、“市区河道”等综合保护工程。进入21世纪的杭州，不但要保护利用好南宋烙印下的“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时代”，更要以“大气开放”的宏大气魄，努力建设好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的大都市空间格局，开拓“一江春水穿城过”的“钱塘江时代”，实现历史文化名城千年古都神韵与现代化新城大都市风采的同城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