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独特的见解。在《道德经》中，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说，人、地、天在相互制约中发展，这是一种自然性的客观规律，作为人不能违背它，而只能与“天”和谐相处，这就是“天人合一”。这是一套比较先进的科学生态理论，它指导着先民对生态的认识，制约着先民们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行为。 

　　“天人合一”也是中国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对于自然界万事万物，儒家主张人们施之以仁德，才能与之相合一。“凡所行事，皆范模于天地阴阳之端，至如树木以时伐，禽兽以时杀，春夏则生育之，秋冬则肃杀之，使物遂其性，民安其所，是范围天地之道而无过越也”(宋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卷七)。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生灭的平衡法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生态平衡论。唐朝诗人陆龟蒙在《南泾渔父》中说，他在南泾遇到的一位渔父告诉他一个道理：“孜孜告吾属，天物不可暴。大小参去留，候其孳养报。终朝获鱼利，鱼亦未尝耗。同覆天地中，违仁辜覆焘。”(《全唐诗》卷619)。中国古代先民早有自然界物产消耗殆尽的危机意识及其对策。如唐人舒元舆在《坊州按狱》中说：“山秃愈高采，水穷益深捞。龟鱼既绝迹，鹿兔无遗毛”(《全唐诗》卷489)，表示出对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忧虑。针对林木的砍伐，居延汉简中就发现有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下达的“吏民毋得伐树木”的诏令；唐朝廷规定“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唐六典》卷7虞部)；唐代宗朝曾下令“宜劝课种桑枣，仍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全唐文》卷410《劝天下种桑枣制》)，这种带强制性的全民植树造林活动，一直延续到后代。 

　　中国古代这一整套“天人合一”的学说和“天地之道”的理论，构成了古代先民生态观的基础，并被古代先民奉为一种神圣的精神，贯穿于自已安身立命的生活理念之中，形成了对自然界生灵的一种“遂性”观念，即让生灵万物各按其本性自由自在地去生存、发展。历代帝王按传统每年都要进行狩猎，但都只要求“网维一面，禽止三驱”，对大自然的这种有限索取，给生灵遂性发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1)，宰臣冯道见唐明宗放鹰、鹯后上奏颂德说：“自陛下临御，于今六载，家给人足，而又放鹰、鹯之类，咸令遂性，所谓仁及鸟兽也，苟非圣德，其孰能臻此。”(《册府元龟》卷37，第418页) 

　　要让草木鸟兽能遂性地发展，就必须对山林川泽有所管理，对破坏遂性发展的行为有所禁止，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保护生态的律令。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据《逸周书·大聚解》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是对保护草木鱼鳖生长的措施。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秦简·田律》中也有相关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j；毋毒鱼鳖；置穽网，到七月而纵之。”(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第139页)这是对大自然草木鸟兽等生物采取的半年保护、半年开放的政策，与夏禹已来的生态政策保持着一贯性。这都充分表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对有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已有明确的刑律惩处规定。 

　　一方面推崇生灵遂性发展，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作有限制的索取，这是中国古代较完整的一种生态平衡意识观，并被历朝历代贯彻于法令之中。例如唐朝便规定“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交，陆禽孕育，馁兽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籍；秋实之登，不得焚燎。”对于这套传统的保护生态的四时之禁，到了后来更为丰富具体。如到了明代，据《明史·职官志》的记载：“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网罟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这表明，直到明清时期，仍在继承着夏周以来的保护生态的律令和政策。由此看到，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有着保护生态、平衡生态发展的优良传统。 

　　二十世纪以后，工业化大生产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新挑战：水源、空气受到污染，森林、植被、耕地遭到破坏，许多物种绝灭，全球变暖等等。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郑重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保护生态、保护环境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的迫切任务。在此形势下，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环保意识和生态保护的经验与教训，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