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近年形成了一个学术热点。专家多有精到论析，愚不揣譾陋，对此问题亦提出一些浅见，仅供参考。

　　一  精神考古的重要意义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专家们的探讨涉及到了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意见。其中，仅“文明”形成的标准就提出了多项，如劳动生产工具的进步、文字和城市的出现、农牧业的发展、礼仪制度的形成等等，皆非常中肯而凿凿有据。有专家断定文明即指一个社会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这些说法所涉及的内容，显然已不在文明起源的范围，而是文明时代的问题了。专家所论的这些标准，只是社会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而非文明起源的标准。文明，作为一个时代而言，它从萌芽到起源，再到发展和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时段。我们讲文明的起源问题，应当是对于这一整个时段(特别是其初期阶段)的考察，而不应当只限于文明形成这一个特定的时段。作为此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是需要辨析的问题之一。

　　其次，专家们的相关研究，有将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的时代努力向前延伸的趋势，夏代不够了，上延至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时期也不够长，再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似乎是越往前追溯越好。这种努力的愿望是很好的，往前追溯得越长，对于验证和说明中国是“文明古国”这一点越有利。平实而论，如果事实果然如此，大家都会举双手赞成的。分析相关的探讨，可以看出，越往前延伸，其符合“标准”的证据越少些，甚至是只抓住某一方面来说话。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相关论证的可信程度。这应当是需要辨析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相关理论的认识上还有进一步认识的余地。就依专家所提到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而言，这些标准中似乎忽略了一项，那就是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发展，而人类的精神正是“文明”内涵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恩格斯曾经将“文明”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我曾在一篇小文中提到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实践应当包括着物质世界的实践，也包括着精神世界的实践。如果考察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离开了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考察，那么相关的研究就不能说是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考古自应当是考古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我们这样来认识问题，就必定会给历史学研究文明起源问题留下更多的余地。这是因为古代文献所记载的远古人类精神世界的情况有许多是十分宝贵的材料。对于这些材料，同样需要专家以“考古”的精神给予再探讨。我们可以说，从理论上讲，研究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是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密切结合才会有较大发展的事情。历史学与考古学契合的切入点应当就在于“精神考古”。

　　在“精神考古”的理论视域中，可以肯定地说，文明起源与形成是在当代人们的诠释中生成的，所以说这个诠释乃是历史性的诠释。就相关研究的成果看，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是被人们所解释的文明起源与形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问题：即我们的解释是先于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问题的。由此而言，精神考古的理论认识就应当说是十分重要的了。

　　二  精神考古的复杂性质

　　精神考古的复杂性不仅在于相关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与繁富，而且还在于研究者认识观念的流动不居。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研究的方法及研究的结论也就不会是静态的、一劳永逸的。古人曾经用阴阳的观念来理解“精神”的特质，《白虎通义》说：“精神者，何谓也?精者静也，太阴施化之气也。像水之化，须待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阳之气，也出入无间。总云支体万化之本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0页)简而言之，精神就是阴阳之气的动静，古人所说的“精神”犹今语之“思想”。涉入思想领域的问题，其复杂性质是自不待多言的。由于人的认识总是在发展之中，所以，对于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必然有所发展。例如，有几件造型相似的商代青铜器，人的上身在虎口之中，对于此类青铜器中的解释至少有五六种之多，大多认为这种“人兽母题”表现了虎之凶残与人的恐惧，所以专家定其名谓《虎食人卣》(或《饕餮食人卣》)。专家或以为其意义在于戒贪，正是《吕氏春秋·先识》篇所谓“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意义的形象化。分析相关青铜器的全部材料，可以看出，这类青铜器虎口中的人的形象丝毫没有恐惧之态，人的身躯与虎尾和虎腹融合一体，并且虎之威猛之势尽消，其两足和后尾构成卣的三足，显示出被束缚的状态，虎口的人两臂前伸，似要捉住虎的两耳。青铜卣所表现的不是虎的凶猛和人的恐惧，而是人的伏虎之力。分析其形象，其主题应当是对于商代巫师法力的颂扬。这个认识应当说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否如此，还待今后的检验与研究。专家们还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认识。研究者思想的流动不居，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从一个角度看，应当说是精神考古复杂性的必然表现。

　　其次，精神考古需要深层次的开拓与探寻。人们也许会说，考古发掘可以找到原始人类的物质遗存，比如石器、玉器等，你却不能拿出一个当时的“精神”来叫大家看看，即令“手铲释天书”，那也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你总不能用手铲挖出一个“精神”来呀。其实，这个说法虽然是有些绝对化了一些，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手铲确实挖不出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摸得着看得见的“精神”。要进行精神考古，必须通过考古发现所见的“物质”来探讨其精神。许多考古学家正是这方面的高手哩。通过石器、玉器考察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通过遗址看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及其组织观念，都有一些十分成功的例证。曾有专家提出“全息考古”的观念，这里所说的“全息”理所当然地包括着历史上人类精神面貌的信息。

　　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弄清遗址的时序，通过类型学的研究，弄清相关文物的发展序列，这些毫无疑问，在任何时候都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或者说是“首要的”)的手段。精神考古所要达到的目标与这个重要的研究过程并无任何矛盾之处，而只是希冀能够把相关的研究再向前深入一步，透过遗址和遗物看到那个遥远古代的更多的信息，特别是精神发展的信息。可以说，任何考古遗址或遗物应当说都蕴涵着那个时代的各方面的信息。关键在于考察者的分析研究，要通过概括分析等方式，透过现象看到内部本质。而这一点是很难的工作，著名的西方哲学家狄德罗曾经说：“概括的作用倾向于剥夺概念中所有一切可以感觉到的东西，随着这种作用的向前发展，有形体的景象就自行消失了，这些观念一点一点地从想象的领域退到理解的领域；观念变成纯粹理智的东西了。”(《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7页。转引自韩震《思考的痕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通过精神考古所得出的认识自然就是狄德罗所说的那种“纯粹理智的东西”。可以想见，要得到这样的认识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大家知道，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曾经提出过“知识考古”这一概念，将知识进行再诠释，经过去伪存真的考究，让知识犹如出土文物一样展现出其本来的面貌。这一观念，对于认识精神考古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人类的精神和知识一样也是可以通过考古的眼光和方式进行再诠释的，人们可以通过精神考古来“复原”精神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当然，这里所说的“复原”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完全的。

　　“精神考古”这一命题不仅与“知识考古”有相当的关系，而且与“心理史学”也有联系。专家指出，由于“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心理史学”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大大拓展了史学家的领地”(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页)。“心理史”或谓“心态史”，专家指出，其目的在于“去重建过去某一社会群体在某一时期在其个别成员意识中所反映的共同一致的心灵世界”(臧知非《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7年第l期)。“精神考古”实质上是对于历史世代的社会人们的心灵世界的探索。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是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澄明”——关于文明起源时期人类精神状态的一个推测

　　说到精神考古的问题，我们不妨略微说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即精神是如何“澄明”的问题，以供专家参考。

　　我们这里所说的“澄明”，是借用哲学家的一个概念。专家说：澄明之意就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或者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去蔽’。遮蔽是黑暗，是隐藏；去掉遮蔽、揭开隐藏，就是走向光明”(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按照这个解释，人的思想意识应当本来是光明的，只是被“遮蔽”了才变成了不光明的状态。这用来说明文明时代的思想状态，应当是可以的，但用以说明初期人类的情况，可能不大管用。愚以为只是简单地用“澄明”一语还不足以说明文明起源时期的人类精神状态。在“澄明”之前，还应当有一个构建澄明的漫长时期。初期人类从无意识到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形成，必定经历过我们尚不可确切估计的长时段。在形成了早期的思想意识的时候，人类精神面貌所呈现的状态，也许只能用“混沌”一词来表示。只是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人类的精神与文明才可以“进入澄明之境”。澄，《说文》作潋，训谓“清也”，指将混浊之水或酒澄清。

　　愚以为“澄明”一词正可以与“混沌”意相对应。它表示着一种状态，指由混浊不清经“澄”而使之清明。精神考古所反映的文明起源过程，很可能就是“澄明”。初期人类如何由精神的“澄明”而臻至文明起源与形成之域的呢?西哲或谓这就是“无”，我们中国的古代哲人或谓在于“良知”的“发窍处”的“人心一点灵明”(王阳明《传习录》下)。不管如何说，都是将其“澄明”的动力来源定格在自然生成与固有，从“无”中生有，从灵明处发射出光明。其实，文明起源时期的人类精神的“澄明”过程离不开人的包括着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实践活动。正是无数次的实践活动给人类的思维“安装”上的逻辑程序，逐渐出现了思维的规律与原则，并且可以用语言渐渐地将其表达出来。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说，初期人类正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以后，才逐渐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天、人观念和最初的伦理观念，初期人类的精神经过不断的混沌——澄明——再混沌——再澄明的过程，这才将文明起源提上了历史发展的日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