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得水

　　（河南博物院）

　　【关键词】周边地区；中原；文明化进程；河南古玉文化

　　【摘要】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河南古玉文化从不发达到走向繁荣，是接受来自东方、南方和北方玉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受到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中原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作者简介】张得水(1965—)，男，河南博物院研究员。

　　有许多学者已经论及，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当中，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并在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但中原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是在吸收、借鉴周围地区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文明进程的主旋律。从河南古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这样一个侧面来看，同样体现出了周边地区文化向中原的传播和影响。

　　一、河南早期古玉文化的发展概况

　　考古发现，中原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有了玉器。在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中，如河南新郑裴李岗[1]、沙窝李遗址[2]出土有水晶石器和绿松石器，均为珠、饰类。新郑沙窝李出土的3什绿松石器均出于墓葬人骨位于牙齿的附近。在舞刚贾湖的一座墓葬内，发现一壮年女性头部的左右眼窝内有穿孔的绿松石球。其中，右眼窝内3颗，左眼窝内2颗，左下颌骨外侧1颗，推测应为原置于左眼上所滑落。石球呈浅绿或蓝绿色，两面钻孔[3]。和新郑沙窝李所出绿松石联系起来，推测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很可能有以绿松石为眼饰的习俗。    进入仰韶文化时期，以出土玉器制品最多的豫西南的南阳地区为例，在上世纪的50～70年代曾发现有仰韶时期的玉器，如在南阳黄山遗址、新野风凰山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等发现有铲、斧、凿、璜、环、坠类玉器[4]。另据南阳师范学院中华玉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9月至2004年3月对南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勘察，在18处文化遗址发现有独山玉制品，分布遍及13个区、市、县，采集了大量散落在地表的独山玉标本。其中，南阳黄山遗址发现的独山玉质地的玉斧、玉铲、玉凿、玉镰，内乡茶庵遗址发现的独山玉质玉铲(犁)、石英质玉铲，卧龙区高河头遗址、黄山遗址发现的遗有打制、切割痕迹的独山玉制品[5]。从勘察所得的其他遗物分析，这些遗址有的是单纯的仰韶文化遗址，有些兼有仰韶文化、屈家岭等文化的因素，或为龙山文化遗存，玉器的种类，主要是斧、铲、凿、镰、犁等生产工具。其他地区见诸文献报道出土有仰韶文化玉器的，如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绿松石质的鱼形饰[6]，在郑州林山砦遗址出土有青灰色玉石质的璜、环各一件[7]。最近，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掘出土了玉铲形器，这也是在河南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玉器最多的一次，考古报告尚未整理发表。

　　在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如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有龙山时期的玉刀、玉饰各2件，璜9件，环11件[8]。在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出土有环、饰、坠、铲各1件[9]；河南盂津小潘沟遗址，出土有块、饰、璜、铲各1件[10]；河南安阳后岗，出土有龙山时期的环1件，璧3件[11]；河南偃师汤泉沟出土玉璜一件[12]；另在临汝大张[13]、登封王城岗[14]、汤阴白营[15]等，发现有同时期的玉饰若干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出土一件玉琮[16]，虽然说体量较小，玉质尚待鉴定，但作为琮形器，在河南尚是首次发现。2001年和2003年在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17]，发现了钺、牙璋、刀等4件完整器和几件琮、钺的残片，这些被认为属于新砦期的遗存，对研究中原地区玉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观河南史前玉器，其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最早的绿松石饰，到仰韶时期出现了以生产工具为主的玉铲、玉凿、玉斧等，到龙山时期出现有璧、环、琮、块和玉刀等。但与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牙制品相比，玉器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品类。出土地点相对分散，没有发现大批量集中出土的情况，而且多为生产工具或装饰品。河南史前的玉文化并不发达，或者说是缺乏尚玉的传统。也就是说，在整个史前时期，尤其是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时代，当周边地区纷纷呈现出玉文化繁荣的时候，在河南，玉器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并没有成为主流的礼制的物质载体。

　　然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玉文化逐渐发达起来，并最终形成中国玉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夏代的玉器，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包括玉柄形器、玉钺、玉圭、玉璋、玉璧戚、玉戈、玉琮、玉铲、玉刀、玉镯、月牙形器、玉尖状器、玉版、玉管、玉铃舌等。此外还有绿松石饰和绿松石镶嵌的各种器具饰物。尤其是最近出土的长达70．2厘米的以2000多片绿松石镶嵌的龙形器，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从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玉器来看，无论是种类或是数量都较前有明显的增加。河南出土的商前期的玉器，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代表。在偃师商城发现有玉璜、小型压刀、玉笄、玉饰和玉镞等。郑州商城出土的玉器，礼器类如璧、琮、牙璋、璜、柄形器等；武器工具或仪仗类如戈、铲、钺、戚、凿等；装饰类如簪、饼形器、环、蝉形饰、玛瑙块、铃形饰、坠饰、玉鱼、玉佩等。商代后期，以殷墟妇好墓为代表，突显玉文化的空前繁荣。妇好墓共出土玉器755件之多，出土玉器不仅在种类上包括了商代玉器的全部，而且在工艺上代表了商代玉器的最高水平。当然，妇好墓只是其中的一例，殷墟60多年的发掘出土玉器达2000余件之多，再加上许多大型墓常常被盗，可以想见，玉器的数量蔚为壮观。《逸周书·世俘解》：“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里“亿”虽然有些夸张，但数量也不会少，可见商代王室用玉之盛。

　　西周时期，在河南出土玉器最多的地点，以鹿邑长子口墓地、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最为集中。鹿邑长子口墓出土玉器104件；洛阳北窑出土西周中晚期玉器369件；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玉器达4000多件；应国墓地出土有包括戚、戈、圭、璋、琮、璧、璜、块、柄形器及动物饰件、项饰、玉组佩等。

　　从中原早期玉文化的发展来看，夏商周三代的古玉文化，显然不是本地固有文化的传承，而是受到周围地区先进玉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三代古玉文化的发展是周边地区文化影响中原、传播至中原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实证。

　　二、中原三代玉文化的繁荣是周边地区传播和影响的结果

　　杨伯达先生在《中国远古北南两系玉文化的交融》[18]一文中谈到，中国古老的玉文化，多集中在东部，并存在两支差异显著的玉文化系列，即分别位于我国东北方和东南方的两个玉文化中心区域。由这两个玉文化中心，向四方辐射，扩大其影响。然就中原地区而言，则存在着接受这两个玉文化中心的传承，不断受到影响并得以发展的过程。这个由北南两系玉文化传播的过程，首先表现为北南两系玉文化的融合，然后则表现为这种融合后的玉文化由东而西向中原扩展。北南两系的融合，成就了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繁荣。而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在夷夏两大集团的交流与融合中，深深地影响到中原玉文化的发展。

　　在探讨中原地区玉文化的发展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晋南龙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因为它从地域上同属于中原，而且又是中原地区较少发现的玉器出土地点中较为重要的一处。位于山西南部的襄汾陶寺遗址，是出土龙山时期玉器较为集中的地区，已有较多的报道与研究；另在临汾下靳村墓地，以及芮城清凉寺等地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龙山玉器。而这些相对集中的玉器的出土，同样在与之较早的考古学文化中找不到较为有力的传承的证据。“作为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上各区系文化交汇作用的产物，陶寺和芮城为代表的中原玉器群集红山、大汶口、良渚以及江淮间以薛家岗、凌家滩为代表的诸文化玉器的一些因素为一体，并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独立特征。”[19]相比较而言，河南集中出土玉器的时间更晚，只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或早到新砦期)才大量地出现玉器。是目前的考古发掘所限，还是晋南先于河南产生了当时权力中心的缘故(众多学者支持陶寺遗址为古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带动了玉文化的繁荣，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值得探讨。不过，不论是晋南地区，还是河南，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早期玉文化不发达确是事实，而且受周边先进的玉文化的影响、吸收周边地区先进的玉文化也是事实。

　　中原地区接受周边地区的影响，这一文化现象在考古资料中已有具体的反映，并且其传播的途径已有专门的论述，如认为大汶口人首先沿着颍水和涡河到达豫东，然后又沿颍水及其支流贾鲁河到达豫中，进而到达豫西的伊、洛河流域[20]。这种影响虽然在同期的玉文化发展中不甚明显，因为河南地区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玉器一直仅仅是少量的小型生产工具和装饰品，而没有出现明显的具有海岱地区特征的玉器。但在河南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风格相似的玉戚、玉圭、玉璋等，并且这种影响甚至波及到河南地区商代的玉器风格。从出土的绿松石来看，山东临朐朱村遗址发掘的两座墓葬分别出土绿松石达95和980多片，粘贴在华冠或头巾上[21]。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出土有已散落的绿松石镶嵌饰片900余枚[22]。而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器成为富有特色的器类之一。如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最近发现的龙形器等。尤其是龙形器，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很可能原来是粘嵌在某种木质或竹质的有机物上。同样为绿松石片，而且均是镶嵌在某种物品上的，因此，很容易让人们在山东龙山文化、陶寺及二里头文化之间产生联想。绿松石饰或可作为山东龙山文化影响中原地区的一个例证。杜金鹏先生曾指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刀、钺等重要礼器，以及以绿松石为装饰品等，与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器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而这些现象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中目前尚无源头可寻，很可能是继承了山东龙山文化之传统。”[23]郝炎峰在《二里头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直接源头无疑应当是其前身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不过这二者的玉器因素其实很多来源于海岱地区，无疑，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玉器风格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即有学者所称的二里头文化高层次遗存的‘华东化’”[24]。这一文化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理论上，一个地区对先进文化因素的接受是不可能同步的，很显然，人们对一种新生事物从认识到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原地区玉文化对海岱地区玉文化的接受正印证了这一点。

　　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从大汶口文化开始在对河南地区实施渗透的过程，实际上是人口迁移和宗教信仰观念影响的过程。而玉文化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玉器作为古代人们宗教信仰观念的重要载体，自然会随着考古学文化的传播而传播。因此，海岱地区玉文化在河南地区的影响实际上是前者文化迁移的一部分，所以，其传播途径和海岱文化向河南地区的传播途径是基本一致的。

　　同样，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南系玉文化对河南地区玉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影响也是以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为前提的。考古资料表明，河南地区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通过汉水和南方的大溪文化彼此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此后，两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基本上没有中断。到良渚文化时期，该地区发达的玉文化随着文化的传播而向四周辐射，比如沿长江向中游的传播，直接影响着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展，正如何介钧所言：“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始终笼罩在良渚文化强烈影响的氛围之中，自始至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25]而由于地缘的关系，河南地区的玉文化又直接受到大溪文化的后裔——石家河玉文化的影响。而此时，由于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滞后性，使得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除最近王城岗发现的小型残玉琮外，没有其他具有明显南方特征的玉器。同样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具有南方玉文化特征的玉器才较多地出现，比如玉柄形器、琮、璧、钺、多孔玉刀等，特别是神秘的玉柄形器，在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就出土7件，其形制与器身上的花瓣形、竹节形纹饰等都与二里头遗址及殷墟出土的同类器很类似[26]。及至商代，其影响则更加明显，这一点从殷墟出土玉器中就可很容易见到。

　　至于北方的红山文化，是最早兴盛起来的玉文化，但由于这一文化较其他文化过早地衰落，使得其影响范围较小，仅限于东北地区。虽然如此，红山文化还是通过北方的夏家店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施加了影响[27]。如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以及动物造型的玉饰、钩形器柄等，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同类器物比较近似，红山文化中被称为“兽形玉”的玉器，就与妇好墓出土的虺形块相似。

　　由此可见，河南地区玉文化受到北南两系的影响是肯定的，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原地区地缘相近的周边诸文化，如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无疑起到了二传手的作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原地区在接受周边玉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更多地融入了自身的文化因素。如玉琮，登封王城岗、商周遗址出土玉琮，多为素面，并非像良渚玉器那样刻有复杂的神人兽面的神徽图案，即使有，如殷墟妇好墓所出，也只是一些简化的兽面纹。玉璧同样如此。这说明玉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玉琮、玉璧在中原地区已脱离那种神秘而复杂的宗教氛围，融人到中原重实用、以现实生活为本的文化背景之中。

　　从发展阶段上来看，虽然河南史前有零星的玉器出土，但多为生产工具、装饰类的实用器，真正地得以发展，还是在二里头文化及其以后。这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文化的交融与扩张是密切相关的。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一期仅见少数的绿松石饰；二期为发展期，玉器的数量和种类均为增加；第三期达到高峰[28]。这与二里头文化的扩张态势是相一致的。第一期主要遗存分布在伊洛河流域和豫西，有开始向南扩张的尝试；第二期开始大规模地向南、向东扩张，从豫西越过黄河，进入晋南，形成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第三期扩张势头更为猛烈[29]。随之，第三期的玉器出现得也最多，二里头文化重要的玉礼器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都有体现。进入商代以后，尤其是商后期，在河南形成了玉文化的中心。由此可见，河南玉文化是伴随着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而同步发展的，是文化的融合、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地位，成就了河南玉文化的繁荣。同样，由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原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传播与影响，也是中原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三、文化的融合性一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一条主旋律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吸收周边各地区先进文化的因素，用于丰富自己，首先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原地区以嵩山为象征，以洛阳平原、伊洛、涧河与黄河两岸、颍水上游以及晋西南为中心，周围有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相拱绕。如在仰韶文化时期，其东有山东大汶口文化，西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其南有屈家岭文化；在龙山时代，向西有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向东有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向北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有石家河文化，东南有良渚文化等。中原地区居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的中心，其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是很自然的。这样就为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中的精华、充实自身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且，这种文化的融合性贯穿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始终。关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这一特点，笔者在《中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30]中已有论述。

　　其次，从中原地区古玉文化的发展线索分析，中原地区原始信仰中重实用、以人为本、现实主义的色彩，是在中原地区形成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如仰韶文化的玉器以实用为目的，主要是铲、斧、凿等生产工具，出现玉礼器也只是在龙山后期，并且也只是一些璧、璜、环、琮等小型器，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同类器相比，无论体量还是纹饰都相差甚多。但是，中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有高度发展的礼制，只不过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尚玉传统不同，而是崇尚色彩绚丽的彩陶，这反映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崇尚实用的朴素宗教理念。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普遍出现了成组的彩绘陶器，器形主要是盆、碗、钵，纹饰主要是花瓣圆点纹，很难以想象，若非礼制的力量，在如此大的分布范围内，如何使彩陶的形制、纹饰等存有如此诸多的一致性。结合中原地区的彩陶也多出土于墓葬中，由此我们认为，成组的彩陶也应属礼器的范畴，彩陶中蕴含着深厚的礼制文化因素，但同样也是实用器。到龙山文化时期，实用的朴素宗教理念在中原文化区依然盛行。高炜先生在分析陶寺、清凉寺出土玉器之后，着重指出陶寺玉器所蕴含的宗教意义已相对淡薄，而更重在权利和财富等世俗观念的体现[31]。河南龙山文化很少发现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也很少发现规模宏大的祭祀场所，这一现象表面上看和其后的二里头文化的繁荣有些不相称，但学术界认为正因为中原史前文化朴素的以人为本的实用主义观念拯救和发展了自己，使得中原史前文化在强敌林立的窘迫境地中绝地反击，及时积蓄力量，最终脱颖而出。中原地区早期礼制的发展，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其发达程度已是周边其他地区所无法相比的。大型的礼仪建筑，当然就是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代表了当时礼制上的最高水平。但作为礼制的一个重要表现——礼器，在中原地区并不是以玉器为主线发展而来，而是以陶器逐步发展的，并以陶礼器为基础，发展为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礼器。由此看来，中原地区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包括玉文化)当中，并不是被动地吸收，而是像熔炉一样，将吸收来的先进文化融入到了自身的文化特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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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资料尚未发表，笔者曾前往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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