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民，郎保利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

　　【作者简介】赵瑞民(1955-)，男，河北阳原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先秦史。

　　郎保利(1955-)，男，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考古学。

　　【摘要】按照我们现在的常识，一个政权有多少军国大事，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千头万绪，首当其冲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这类事，然而《尚书·尧典》记载的首件政务却是派员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现在有了陶寺城址中“迄今发掘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集观象和祭祀功能于一身，《尧典》的记载似乎容易理解了。据此二者的联系，我们可以推测，华夏文明的早期国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

　  【关键词】陶寺；观象授时；文明起源；国家；公共权力

　　研究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问题是凸显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考虑，“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适宜的，因为恩格斯曾有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合理命题。一百多年来，将国家的出现视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已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形成了共识”[1]。

　　对于国家起源的认识，有多种理论和假说。我们认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2]，依然是十分准确的概括。所以，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就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公共权力的形成，略陈管见。

　　当然，国家的出现，必然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发展到相当成熟，阶级、阶层分化到足够复杂的阶段，否则就不会有公共权力的出现。因而，国家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就不再论列，以免枝蔓。

　　一、陶寺发现的观象祭祀遗迹和《尧典》记载的首要政务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近年来屡有重大发现，继城址的发现之后，今年又报道了关于一座可能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的发现。这座建筑编号为ⅡFJT1，报道称其“面积约1400平方米，是迄今发掘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集观象与祭祀等功能于一体”；整座建筑为三层台基，推测为祭祀功能的半月台位于第二层，观象功能的夯土测柱位于第三层；关于夯土测柱，报道说：“上层台基夯土挡土墙与生土台芯之间有一道夯土测柱，呈半圆形，半径10.5米，清理弧长19.5、宽1.25、残深2.7米。夯土质地坚硬，密实度1.6t／立方米。揭露部分夯土观测柱自东偏北方与第三道夯土挡土墙同起，向南以11个夯土柱排列成圆弧形，第11个夯土柱与第一道夯土墙相连接，继续向西延伸。夯土柱之间有10道缝，宽15厘米-20厘米，间隙填充人工花土。各缝中心延长线向内交汇于圆心，向外与崇山山脉上的一个山峰相连。这10道缝中心延长线方向角在74度-139.5度之间，张角为67度，每两个缝之间的夹角为7-8度，是圆弧48边形等分得到夹角7.5度的误差结果。将夯土柱间观察缝编号由南向北逆时针排序，编号为1号-10号缝。东2号缝长1.2、宽0.25米。去年12月22日冬至实地模拟观测证明该缝为冬至日出观测缝。东3号缝长1.3、宽0.2米。1月21日大寒实地模拟观测此缝为大寒日观测缝”[3]。如此重要的发现，以上引文尽管长了一些，想必不至于累赘。另外，报道还提到，ⅡFJT1的相对年代约当陶寺文化中期，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100年。

　　观象的遗迹首先使人联想到《尚书·尧典》中的“敬授民时”。

　　这样的联想，是20多年来学术界对陶寺文化遗存的研究积淀下来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已有不少学者把陶寺遗存与帝尧陶唐氏或尧舜禹联系起来[4]，其后赞成其说者颇多，虽然未成定论，却骎骎然蔚为大国，渐成其不可动摇之势。

　　《尚书·尧典》在开篇赞颂尧的治绩之后，展开叙述当时的政治活动时，所记载的首件政务即是派员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内容是读古史者所熟知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①

　　按照我们现在的常识，一个政权有多少军国大事，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千头万绪，首当其冲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这类事，然而《尧典》就是如此记述的。现在有了陶寺城址中“迄今发掘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集观象和祭祀功能于一身，《尧典》的记载似乎容易理解了。据此二者的联系，我们可以推测，华夏文明的早期国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

　　尽管《尧典》记载的测日制历的内容与陶寺发现的观象祭祀遗迹有很多不能对应的地方，但有两个实质上的共同点：一个是观象的活动都是测日，观察一年中太阳投射的轨迹来确定历法的要素；再一个是都把二分二至为主干的节气作为制历的主要内容。《尧典》记载的只是测二分二至，陶寺的观象祭祀遗迹已模拟观测到冬至和大寒两个节气。

　　在我国的传统历法中，二十四节气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农时，实际上就是指节气。《左传·文公六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杨伯峻注“闰以正时”曰：“月球绕地球一周，……古人测定其日数约为二十九.五三0五八五日，……故必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始能得其合朔。……若每年十二个月，则全年为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而地球绕太阳一周，则为三六五.二四二一九日，此为回归年之日数，两者相较，平均每年约差十日二十一时。分、至、启、闭以及四时，必以地球绕日为准，故必置闰以弥补差数，然后四时得正。”[5]所谓分、至、启、闭，就是二十四节气。《汉书·律历志》：“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6]这是关于二十四节气的传统说法。杜预注“事以厚生”云：“事不失时则年丰。”[7]明确了“事”就是农事，作农事要不失农时，才可以获得丰收。在春秋时期，统治者的一个重要职能即是宣布农时，《春秋经》特意记下了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左传》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8]春秋时期的当政者没有及时地公告历法内容，就引出来关于“闰以正时”的一段议论。可知直到春秋，还有“时政”一说，统治集团是负责向治下之民宣布时令的，否则就是“弃时政”，是失职，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在春秋时期尚且是如此，那么，在国家形成阶段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由陶寺城址中发现的观象祭祀遗迹和《尧典》中记载的测日制历内容这些迹象来推断，当时的统治集团看待“敬授民时”的政务，也许就是头等大事。由此又可以进一步推测，超越于部落、部落联盟或部落、酋邦的公共权力的形成，也可能与掌握了测日制历、能够指导农业生产有关。

　　在龙山时代，种植谷物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天文历法知识，不能掌握农时，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靠天吃饭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最讲究的是依时按节，如若不知道节令时日，那每年的收成到底是什么样子，实在就难说了。我们可以说，在没有掌握天文历法的时代，所有的农人只能在迷茫和迷信中耕作，能够积累多少关于物候的经验，今已无从知晓。在测日观象的深奥学问和技能被某个人、

　　————————

　　①《十三经注疏》第119—120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标点与个别校字，参考王世舜：《尚书译注》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黄怀信《尚书注训》第13页，齐鲁书社,2002年。

　　某一集团发现、掌握，能够即时地指导农作，使收成有所保证，必定会被视若天人、神圣，享有极崇高的威望，直到《左传》中还认为“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掌握了这样的学问、技艺，其实就是掌握了大多数人的生命线，享有至高的威望自是合乎人情事理。这样的人成为部落或酋邦的统治者当无疑问。某个部落或酋邦率先拥有指导农业的节令时日，农业的效益必定大有改观，生活水准提高很多，使相邻的部落或酋邦艳羡不已。为了获得这种指导农业的秘密，投靠、归顺、服从于那个掌握了秘密的部落或酋邦，以使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得到改善，因而也就成为那个掌握测日观象的集团的治下臣民。最早的公共权力循着这样的路线形成，大约是有可能的。后代史籍中残留的一些片段记载，似乎能够证明这样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