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兵武

　　在早期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中原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也是至今没有彻底解开的谜。太史公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史观早已将中原定位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因此中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早期中国考古学家几乎全部的目光。苏秉琦先生曾说过，“中央研究院的考古组一成立，就直奔安阳，因为那里发现了甲骨文，目的是研究商史；北平研究院的考古组先去了燕下都，后去了陕西宝鸡，因为那里出了青铜器，目的是研究先周先秦史”。中国的考古学诞生之初，就立下了雄心壮志，试图缘着这千年史观留下的体系攀缘而上，寻找华夏文明的根源。

　　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发现引起学界对夏文化长达几十年的论战，而七十年代以前，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原一直是中国考古最重要的演兵场和新发现的策源地，为中国考古学贡献了知识结构的主要基础。

　　七十年代之后，周边地区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使考古学家一度有些不知所措，红山、良渚、三星堆、大洋洲以及广阔的北方与长江地带，铜器、玉器的珠光宝气，使同时期的中原黯然失色。于是，有满天星斗说，有中国两河说——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一下子复杂起来，人们没衷一是。

　　其实，夏商周三代以前，不管南北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考古遗存，关于其社会总体形态甚至包括日常生活，考古学家仍然只是雾里看花，朦胧斑驳，因此，下起结论就不免带有太多猜测和摸象的成分。但不管怎样，无法否认的是，自夏以来，历商、周、战国直至汉唐，中国文明的中心始终没有离开中原，虽然潮起潮落，江山屡屡易手，中心也不过是在西安与开封之间不断移动而已。这个时期，持续了大约三千余年，构成了中国文明已知历史的多半。

　　当然，这三千年间，中原以外仍然有无数文明如星光闪烁，为后人留下丰富的遗存珍藏，但文化的整体面貌是清楚的，社会历史传承的脉络是清淅的，这些文明的火花如众星拱月，仰望中原如北斗，它们一有能力，都会前来逐鹿中原，并且希望最后能够定鼎中原——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精神基座的特殊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它是一切经济、政治、军事决力的最终归宿。

　　那么由此观之，史前中原的文化优势应该也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在与三代文明紧密相连的龙山和仰韶时代。那么，这就有一个理解的问题，因为，仰韶与龙山时代，中原毕竟没有红山的坛、冢、女神庙和玉猪龙，没有山东地区精致的蛋壳陶，没有良渚的玉器、高台墓地，甚至没有屈家岭和石家河那样的玉人玉雕和祭祀迹象。从器用的角度，此时的中原似乎是处于一种文化的边角地带。

　　其实非也。中原的文化优势应该是体现在文化的另外一些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往往在更基本的层面上与后世的华夏文明结构体系具有更根本的关联，是国家文明阶段综合其他地区和文化的祭祀仪式、装饰图案等上层建筑文化因素的基础框架。这些文化方面是很难被借鉴和学习的，而且由于它往往太世俗，比较不起眼，所以常常会被以挖宝思想为指导的考古学家所忽视，因此在研究中国文明形成问题时需要我们用新的的眼光来考量与思索。这些文化方面包括：

　　其一，中原较早就奠定了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并以之支撑起庞大的人口规模。农业在南北各地的史前文化中均有表现，但中原的仰韶文化特别是其庙底沟阶段，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和规模是同时期其他任何文化无法比拟的，而且中原地区的聚落规模也是同时期其他文化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仰韶与龙山时代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这种大村子在城市出现以前的社会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与文化优势，并至今是华北地区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学术界已经基本公认，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的空前扩张是以移民拓殖为主要方式，中原较早地就成了以人口为主的文化输出中心。

　　其二，向心状的聚落布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在中原地区一直是又一重要的特点，最典型如姜寨一期聚落。这种聚落形式所体现的社会凝聚力是排房和离散式房屋布局的聚落根本无法比拟的，它可能暗示着前国家时期中原地区民间文化和社会组织的粗壮根基。

　　其三，中原史前文化似乎更加关注人们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相对缺少厚葬，没有太多宗教上的糜耗，并且以瓮棺葬的独特形式表现对儿童的厚爱以及对社会人口的珍惜，而在必要时同样可以发动广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迅速筑起座座坚固的防御城池，守护自己的财富。

　　当前的考古学还没有条件对不同文化不同遗址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进行定量的评估比较，而城池的广泛存在，则暗示着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一直是人们觊觎的重点所在。

　　中原的庙底沟时期被公认是史前中国的一个空前的鼎盛期，但是除了广大的分布范围和发达至于极致的弧线勾连纹彩陶以外，这种空前的强盛却没有其他更具体、耀眼的文化因素的表现。因此，可以认为中原文化传统的精髓在庙底沟阶段已经体现无遗。这种传统的核心就是对农业、对人、对社会组织的关注、呵护与培育。史前中原文化的精神似可概括为一句话：活着的农人的颂歌。这种传统追求的是一种效率：生育的效率、农业的效率、工具的效率。有人曾经分析过庙底沟类型相较于半坡类型对农业的强力开发和在工具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而农业工具的优胜和文明起源阶段武器的优胜具有内在的联系。最早的武器刀矛斧（钺）戈主要就是农业工具的延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原也是铜器——尤其是铜容器和兵器最早的故乡，夏商时期国之大事祀与戎的专用器物铜容器与兵器，被中原地区独独垄断了好几百年，然后才有三星堆和大洋洲的诡丽与峥嵘。而且无论后者多么诡异美丽，却仍然是停留在神秘的宗教领域，连掩埋时也都是被压碎、砸扁和扭曲的——构成一种空前的文化资源的浪费。同样的浪费，在中原只是在国家君主产生以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才有的，而此时，支撑这种浪费行为的经济基础不但已经扩大了很多倍，而且经过国家机器同样被转嫁到中原以外的地区与文化，是带有更强的理性目的的。

　　因此，中原之优胜，历来鲜有技术上特别优势和冒进的时候，它靠的是建立在以农业为核心的家庭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庞大的人口规模、较早的文化与族群互动对社会组织能力的培养、开放和对周邻先进文化因素的采纳吸收与综合改造，特别是，它有一种农人特有的坚韧和持久。它较早形成的冲不垮、摧不毁小农家庭经济基础，为一切类型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最稳固的支撑。在中原地区有一个以汾、渭、河交汇的三门峡古湖盆，这又可被视为是中原文化的金三角，它们在仰韶前期就经历了文化边缘地带式扩张以后才有的强烈的文化间碰撞，在庙底沟时期就完成了文化核心的缔造。华山、华夏，那个历世被人心向往之的文化中心，随着庙底沟农人向四面八方的垦殖扩散，就已经被牢牢地定位了。

　　我常常走过家乡被陇海铁路一分为二的庙底沟遗址，这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命名地，我一直琢磨这是否就是庙底沟类型的中心。现在看来，邻近的灵宝铸鼎原更加可能是这个时期的中心。一块不大的黄土塬上，汇聚了数十个庙底沟时期的遗址，其中不少面积之大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有其匹的的，西坡和北阳平更是接近百万平方米。黄土沟坎上挂着长度超过十几、二十米的多层白灰面房基，灰坑里有仰韶时代的铜矿石出土。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极小的范围内集中了首山、荆山、夸父山、鼎湖、桃林（塞）及铸鼎原等多个与黄帝时代有关并见诸早期文献的史迹地名。

　　这不应是一种巧合，而是核心的核心，是一切传播传播与流布的源头。

　　因此，中原文化的优势，还在其东西南北交汇之位、过渡之位和文化与环境的多样性之位。它退可藏养，出可驰骋；它较早就因农业与人口的优势成为文化的输出之地，庙底沟阶段垦地殖民式的文化扩张，无疑已经确定了它在文化上的圣地地位；它在龙山时代也没有表现出多少颓势，已经定型的旱作为主的家庭农业仍然继续着，并仍然秉承着山高、土厚、水深所将养的农人的磊落大器和实用理性，除占卜与祭祖之外，没有太多的宗教糜耗；它筑城守土却不排斥其他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寺、二里头皆成为当时四方文化因素的辐辏之地。夏商周三代能够起于中原、成于中原，应该与庙底沟时期已经奠定的这个文化核心具有内在的关联。

　　当然，是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人才真正揭开了华夏文明具体地说应该是中原文化制度再造的大幕，使得这个文化的组织形态又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进步，不但动员自己社会的内部，而且吸收外来的器用与文化因素来构筑和支撑自个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以国家与神王的旗号进行新的文化整合、因素采借和制度建设，并通过商人的军事扩张和周人的分封派生制度达到普世化的结局。在文明竞逐初起之时，中原或许是后起的、被动的、防御的，但是一旦踏上文明化的道路，农人的中原就再也没有回头，没有崩溃，将华夏文明的旗帜一直扛了下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夏商周三代均由不大的地方性部族文化经过立国然后主事中原建立文化优势的考古事实，暗示着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先于三代既已出现；从仰韶开始直到夏代以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为舞台的波澜壮阔的数次史前文化整合运动，对“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政治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庙底沟与二里头是两次最为重要的文化扩张与整合运动，是从文化与政治角度对中原核心的建立与确认；夏商周以族为本的立国与扩张机制，奠定了中国滚雪球一般膨大、融合的最初机制和中国文化连续性等重要特性；这一机制通过商周的分封－－一种文化结构的复制和增生，得到普遍推广与认同，通过秦、金、元、清立国与加盟，得到翻版、再现和充实。而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决定性基因乃至它迎答挑战的未来姿势，早已根植于中国文明的这一早期演进过程及其建立的机制与文化结构之中。

　　因此，解开华夏文明之谜的锁钥仍然主要是在中原的史前文化中。对龙山时代中原及其以外地区与文化的日常生活面貌、社会形态、整体发展水准及相互作用方式的比较研究，是解谜的必经之路。